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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山人民法院对张小光一案重新审理，不几天就进行了判决，不但维持正东建筑为主体责任的认定。判决正东建筑应支付的生活费反而加到了五万元。
李大勇一方没有再提起上诉申请，因为这件案子有北京法律专家旁听，并给出了重要意见，认为工伤应实现无过错补偿原则。这一原则地核心内容是，无论工伤的引起是否因劳动者本人的过错、用人单位的过错以及第三人的过错，劳动者均应依法享受工伤待遇。
李大勇的辩护律师见到张教授就蔫了，搞法律的，知道张教授在法律界的地位，他读过张教授的法律著作，甚至听说张教授在国家立法上都有一定的话语权。他哪还敢提什么上诉不上诉，只能怪李胖子倒霉，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农民工利益，堂堂地北京法律权威也会下来就这个课题搞调研，撞到枪口上，没有办法的事。
接下来一次司法系统的会议上，潘万长及检察院的工作更被雷浩点名批评。当然，不会是因为张小光一案了，随便找个由头发火还不简单？
潘万长也是一肚子委屈，抗诉这件事是李县长暗示的，他们常委之间闹矛盾。自己却成了出气筒。更气得就是李胖子，没有他，也搞不出这么多事儿，想想幸亏李胖子送自己的钱没有收，看风头，大概是有人想动李胖子了，自己没掺和进去就是万幸。简单地讨论了拟定的几个议题后。陶书记就准备宣布散会，这时雷浩拿出了几份文件，笑道：“临时加个议题吧，昨天晚上我刚刚拿到的。司法局劳动局几个部门联合拟定的《延山县农民工劳动合同保护条例试行办法》，我看了看觉得还行。”说着就分发给众常委。
陶书记怔了一下，手又习惯性的在秃头上摩挲，却没有说话。
李县长拿起茶杯，大口喝水。眼睛看向了唐逸。
在座地都知道唐逸前几天在法院慷慨激昂的讲什么“法治社会”。而平时低调的雷浩突然变得高调起来，搞突然袭击。本来没列为议题的文件拿到了桌面上，说明他至少得到了唐逸的支持。
在座的常委拿着文件看，却谁也不说话，近来的常委会气氛有些怪异，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尤其是唐逸，本都以为他和李县长走得近，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小光一案，好像他和李县长都干预了，而且成了对立面。
陶书记摩挲秃头地手时快时慢，说明他对眼前的局势也有些迷惑。
唐逸翻着文件，出乎大家意料的，他首先发了言：“这份文件很好，近年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了国家地重视，估计近年就会有立法解决农民工的三难问题，而三难的第一难就是讨薪难，为什么讨薪难，就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的保护，很多无良的私企，独立法人就是不和农民工签订合同，嘴里说一套，背后作一套，都说讨薪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没有一点夸张。”
说着唐逸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摞信，放到了桌子上，“这些，都是农民工反应讨薪问题地上告信，大家看一看，一封封，一件件，都浸透了老百姓地斑斑血泪，我看了心在滴血啊！”
拿起最上面一封信，“这是大合刘庄一名农民的信，他是名五十多岁地老人，在建筑工地干了半年。五十多岁！锄泥搬砖，作最累的活！为什么？就是为了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交学费。可是结果呢？到了支付工钱的日子，一分钱拿不到，甚至白条都没给打一张！知道吗？他的小闺女为了给哥哥凑学费，去南方打工，现在在做什么？在做按摩女！说白了就是妓女！那是我们延山的姐妹啊！被南方商贾压在身下玩弄！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我们是延山的父母官吗？我们有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