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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货物全部上船之后，裘德考知道这批人中有一些并不好惹，为免留下后患，在船上拍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警备处，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形迹全部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
这就是当时十分著名的-战国帛书案。这不仅仅是文物走私案，因为裘德考和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里面牵扯到了间谍、叛国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几乎惊动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满载而归，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批土夫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号一片。
虽说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这样的死去，实在是太过悲惨了一些。后来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的文物走私几乎绝迹，也和当时这一批人的死亡有关系。
当时我爷爷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就连夜逃进了山里，躲在一座古墓里，和死尸一起睡了两个礼拜，逃过了风头，后来光身逃到了杭州。这件事情对我爷爷的打击很大，以至于战国帛书后来就成了他的一项禁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叮嘱我们不可以乱说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家的人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裘德考回到美国之后，拍卖了那批文物，发了大财，战国帛书被高价卖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当时拍卖价格最高的文物，而裘德考也一跃成为百万富翁、上流社会的新贵。他在中国的故事写成了传记，广为流传。
富有之后的裘德考，逐渐将兴趣转向社交，大约在1957年，他受邀担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顾问，对战国帛书的研究工作提供顾问。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就是臭名昭彰的普艾伦，两个人都是中国通，都是在中国雇用土匪盗掘文物发的家，很快成为朋友。裘德考还赞助了一笔钱给博物馆作为基金，用于收购民间的中国文物。
大概是因为富裕生活的悠闲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之后的裘德考修身养性，逐渐沉迷到了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他在大都会博物馆主持研究了几个大型的项目，成果颇为显赫。然而让他真正名留史册的，却是1974年，他解开了战国帛书密文那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