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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三天的猪肉涨价之后，西湖问政大会正式开始了。
而因为杭州古称武林，当今天子又是建炎天子，所以这次大会早在长达三日的东坡肉涨价风潮中便已得了个诨名，唤做建炎武林大会。
但不管叫什么名了，都不耽误西湖一时人头攒动，士民百姓踊跃至极，以至于始作俑者赵官家都有些惊愕。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简单到不言自明，那就是虽然南方地区顶尖士大夫迭出，可那只是这些士大夫的个人成就，却不耽误自古以来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就一直处于政治洼地，南方群体从地域上而言就天然处于政治劣势。
与之类似的，还有蜀地，而一江之隔的两淮，政治地位就要高上很多。
这种情况，从大宋建立开始就很明显，彼时作为被征服的南方一开始就是统治者天然不信任的区域。等到了靖康之后，建炎天子首开问政风潮，大幅度让渡皇权，宰执与六部九卿实权大大增加，公阁、秘阁成员的政治地位渐渐竖立，太学问政也已经成为国之重事，而南方依然因为远离首都，跟这些事情无法搭边，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疏离感与政治饥渴感。
与此同时，偏偏经历了靖康之变后，两河俱失，中原、关西、京东俱损，南方在国家内部的重要程度变相大幅度提升，而且国家还需要北伐，这就更需要南方的财力物力支持。
这种情况下，矛盾也自然就出来了。
而这个矛盾也正是南方士大夫群体渐渐跟失意道学、赋闲下野官员合流的一个基本背景……按照大家的理解，赵官家此番南下，就是为了化解这个矛盾的。
所谓政治协商大会，就目前来看，无疑是仿照着太学问政这个成例搞出来的一个化解矛盾的好方法，最起码形式走对了。反对派嘛，也是少数，大家本意上还是心向朝廷和陛下的，把江南抖一抖，团结起建制派，局面还是大好的。
话说，可能是因为江南十月小阳春的缘故，一场初冬小雨之后，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有些气候和煦的感觉，这种时候，随着大会正式召开，西湖畔的诸位热情不免更加一筹。
第一日的时候，很多都是集体上书，而这种集体上书却很有意思的多以地域来划分，通常是一个州郡内的宿老名士带头，而上书的形式也都文采飞扬的一整篇文章，但细细看内容，却多是一些老生常谈甚至于大同小异的东西。
第一条一定是要赵官家亲贤臣远小人，接下来一定是要厚德载物，一定崇俭去奢，一定要广开言路，一定要善待百姓，一定要兄友弟恭……
这当然都是很正确的建议，但每当赵官家当面认真问他们谁是贤臣谁是小人时，他们却往往表现的一塌糊涂……最少一半以上的人是怯场的，当面把文书交上去以后就在赵官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摇摇欲坠，一开口就口吃语塞；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维持姿态回答问题的体面人士，也多在说了几个名声比较好的大臣后变得顾左右而言他。
开什么玩笑？
虽说南方因为加税的事情对几个当政的宰执都有怨气，可你让他们当着吕颐浩的面说谁是小人，他们也真不敢，吕相公没有隔夜仇这名头，东南士民比中枢印象深刻的多！
便是隔空说首相与枢相的不是，难道就行了？
说尚书也不行啊！没看到那个说尚书的侍郎直接被赵官家弄死了吗？
不如不说。
至于崇俭去奢，赵官家细细去问，他们也支支吾吾，大概是觉得官家在东京挖鱼塘那事太匪夷所思，他们又没见过，所以未必是真的，但真要当面这么讲，又不免尴尬。
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红袍子也是半旧的，那就更不好说啥了。
谈起宽刑仁恕，赵官家再问他们之前《刑统》具体修改的哪里不到位？他们甚至不知道早在尧山之后，为了安抚老百姓，《刑统》就已经朝着宽恕这个角度大修过了。
其他的也多如此，真看文章，大概就是写的很棒，真问细则，往往是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话来。
不过，即便是对于这样的文书，赵官家也多只是一笑，然后便让两名一看便是富贵面相的翰林学士出面，堂而皇之的依礼认真收下文书，同时还会亲自避席给对方赐下座位，乃是要这个带头之人在随后的问政过程中‘以备咨询’之意。
除此之外，文章写得格外好的，或者应答还算体面的，一般还要问问有没有功名出身？如果没有，那自然会当场赐下一个同进士出身。举荐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还要发出‘赤心骑’去征召，邀请对方来现场奏对。
且说，一开始的时候，随行的三位相公里，吕颐浩对这种事情是很不满的，他就觉得这种环节没啥意义，而李纲虽然没有反对，但他没反对只是因为他政治起势就来源于太学生伏阙，所以不好直接反对，实际上他对这些步入中年早已经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认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轻人以及知名士人来问。
但很快，随着这种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的上书成为风潮后，李吕二人立即就意识到了赵官家这般作为的真正意义了——意义其实就在问政本身上面。
下面这些士大夫，又不是什么阴谋集团，看他们组团上书的模式就知道，还是根据地域组团，因为这年头他们想串联都无法越过地域这个限制，送上来的文书也多是和稀泥，明显是中和了地域内部综合立场的废话……再加上他们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又不大可能真因为那些赋税导致什么切身的经济压力，那哪来的那么多怨气？
这个时候，赵官家来到杭州，对他们展示出一个态度，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待遇，本身就能够达到拉拢和舒缓对立气氛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这种明显形式主义的问政，也依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成功……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皇帝，也考不上进士，这次能代表一个州、一个军，领着一群家乡子弟见到赵官家，当面提出意见，哪怕话都说不利索，却依然还能从形式角度被接纳，并得到礼遇，恐怕已经是人生巅峰了。
而既然借着赵官家这个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巅峰，那么自然要改变立场，成为标准的建制派，转过身去，谁当他的面说官家不好，那一定是要愤然辩驳的，谁要是说朝廷哪个策略不行，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说出朝廷的难处，为朝廷大略进行辩解。
到了第二日，哪怕是一开始没有类似准备的地方州郡，也已经仓促聚集起来，推举名士，并连夜写好文书，代替地方行此方略……以完成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这样，一连两日，赵官家和三位相公几乎是见完了两浙路，大部分江南东路、福建路，少部分两淮路的‘提案团’，很是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虚荣心，也让杭州城内的歌功颂德之声渐渐明显起来。
似乎一场团结的大会将会胜利闭幕。
不过，也就是如此了。
从第二日下午开始，就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像模像样的上书，很多真正想讨论实际问题的人也随之现身了。
比如说之前的江阴文士苏白、李韬二人就带着一群常州年轻士子单独上奏，写了十几条事情，全都是具体举措。
其中，建议集合东南海船，将‘御营十万众’从沧州登陆，直取燕云这种话，当然是典型的书生之见……真把御营十万大军送到那地方，就是一个丧失后勤被围歼的命运，蛙跳战术也不可能跳这么远，何况东南方向已经很疲敝了，再强行征船说不得就会把海商逼成海盗。
不过，关于在各地设立地方公阁，如三舍法那般层层传递，以广开言路的法子，却与赵玖来之前跟宰执们讨论的条款不谋而合。
故此，赵官家当即赐予二人同进士出身，并授予秘书郎职衔，要求二人联合那些‘以备咨询’的地方士大夫首领们，一起从东南开始，筹措此事。
这件事情，进一步引爆了西湖畔的热情。
可就在大家准备继续踊跃发言之时，当晚却又有旨意传出，官家已经连续两日召见士大夫了，其余商贾僧道，以及市井农工一直都没有机会觐见，故此第三日、第四日，官家将暂停士大夫的觐见，转而召见那些人……第五日再恢复问政。
这个旨意，堂而皇之，也不好反对。
然而，退休的许景衡许相公此时却表达了一定的忧虑……他害怕仅仅再留下一天给士大夫，还空出两天的闲期，再加上赵官家和气的态度，很可能会使得一部分真正有怨气的士大夫们趁机完成串联的最后一步，在最后一天搞出真正的大新闻来。
许相公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可李、吕二位，外加赵官家似乎全然不在乎，那就没办法了。
暂且不提许相公的忧虑，只说接下来两日，轮到僧道、商贾以及寻常百姓参与这次武林大会了，而他们的参与方式就与士大夫彻底不同了……僧道、商贾多是来花钱求皇家庇护的，所谓扬州那边的成例嘛……而赵官家也乐的卖官鬻职，明码交易。
什么东南禅宗五寺，什么福建海商，或者家里开窑厂的、做丝绸转运的，甭管你是话头禅还是闭口禅，甭管你是走南洋还是想走东洋，只要给钱，万事好商量。
顺带着，这些来说话的豪商、僧道，也成为了‘以备咨询’的人物，准备被纳入地方公阁系统，成为光荣的体制人。
至于前来觐见的寻常百姓，说实话，数量相对于那些士大夫、富商、僧道而言，就显得格外稀少了，而且他们更多的是来告御状……谁和谁离婚，谁和谁争产，谁觉得自家的谁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还有人来密告哪里有食菜魔教！
对此，赵官家处置起来就更简单了，全部转给有司……也就是传说中的相关部门。
唯独一个食菜魔教的告密，因为就盘踞在钱塘江对面的萧山，所以，上下无人敢怠慢，御前班直统制官刘晏亲率御前赤心骑五百，连夜渡江，轻驰萧山，乃是在第二日一早，便将那个食菜魔教首脑连着骨干数十人给带回了杭州。
这一日，是十月最后一天，也是建炎武林大会的最后一日。
人尽皆知，今日会不太平……不是因为那个食菜魔教的事情，而是因为正如许景衡之前忧虑的那般，之前两日的空闲功夫，再加上已经熟悉了大会的运作方式，而且赵官家也终究展示出了一副‘明君姿态’，这些士大夫却也是终于鼓起勇气，完成了最后的、超越地域，以政治立场为核心的串联。
而这些串联根本就是半公开的，那些江南名士各据酒楼，引经据典，联名推举，谁谁谁代替谁谁谁上书，不用杨沂中去查探，他们自己就嚷嚷的连西湖底下的鲤鱼都知道了。
果然，上午时分，没过多久，赵官家很快就接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