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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李钊这个人，只要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对他的评价都会很复杂，甚至可以说，从这部影片的表现看来，没有李钊，就没有叶问。
李钊从整个故事来看，对他的定义很是复杂，正如叶问在被他救回家藏在他家中之后，看着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还买了衣服给他们的李钊，叶问握着他的手说的：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李钊这个人很会往上爬，而且爬得很好，不管是在民国时期，他能爬到巡警队长的位置还是在佛山被小日本侵略占领后，他能爬到做三蒲跟前的翻译官，这都是一种本事；
李钊也很小人得志，以权凌人，不管是做巡警的时候拔枪显摆还是做日本翻译官的时候做为日军的传声筒，他仍是一幅小人得志，洋洋自得的嘴脸；
李钊也很灵活、圆滑，两次充当叶问与三蒲对话的翻译，是他的圆滑得以保全了叶问的性命，在叶问不管是第一次再打赢十个人后，三蒲问他叫什么，他却说出“我只是一个中国人”还是第二次在棉花厂被抓，三蒲让他教日本人中国功夫，他却说出“我不会教日本人功夫的”时候，若不是他的灵活，叶问早就死了，没戏唱了；
李钊还很重义，虽然他表现出许多小人的特质，但他至始至终都没有害过一个人。在做巡警队长的时候，尽管恃权凌人，但是也只是为了维护一种安保秩序，这是他的职责；尽管做为日本人的翻译，但不管是武痴林的死还是廖师傅被枪杀，其实都与他无关，也数次帮助叶问脱险，其中两次没让叶问的言语激怒日军，一次冒着全家的安全将叶问藏在自己家中，一次阻止佐藤枪杀叶问，最后反而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暴打而死；
李钊还很能忍，被毒打也没有透露出叶问的任何消息。屈辱的充当日本人的翻译，背后却是有着一个残破无力的家庭需要他照顾，年老的父母、残疾的哥哥、年幼的弟妹，就像他被叶问打过之后说的“他们的死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也是要吃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