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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此时在柏林还有个长期情妇，那个情妇正是继女玛戈的闺蜜，私生活说起来似乎显得很乱。
周赫煊收回目光，对爱因斯坦说：“很荣幸能跟您当面交流。”
爱因斯坦笑道：“你们中国的学者，好像都是这么年轻。”
周赫煊把这句话理解为轻视，立即回道：“你创造‘奇迹年’的时候，也很年轻。”
“哈哈，你说得很对，年轻不是罪过，而是一种资本，”爱因斯坦听出周赫煊的不满，改变态度道，“抱歉，可能我刚才措辞有误。几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就遇到好几个中国学者，他们都非常年轻。我还记得有个叫张君劢的年轻人，他跟我讨论了社会主义。”
不仅有张君劢，周赫煊的另一位朋友张季鸾，也是当年陪同接待爱因斯坦的人。
周赫煊问：“您对中国印象如何？”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很复杂。”
“复杂？”周赫煊道。
爱因斯坦回忆说：“当时我走进上海的某条街道（南京路），路上全是热情的青年学生。他们脸上写满了狂热，甚至用双手把我举起来，这是我在其他国家从没有受到过的待遇。他们显然很尊重和热爱科学，而我在那一刻成为了科学的化身。从这点来说，中国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和希望的国度。”
周赫煊问：“还有呢？”
爱因斯坦继续道：“我喜欢中国的艺术，我在上海听了东方传统戏曲（昆曲），虽然不知道演员在唱什么，但感觉非常享受。还有一位叫王震的中国画家，邀请我去他家里作客，并送给我一幅中国画。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中国都留给我很好的印象。让我心情糟糕的，是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上海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社会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当我给一位中国服务生小费时，可能是给得太多了，他激动得当场给我跪下磕头。你知道吗？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回到了中世纪。中国人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受折磨的、鲁钝的、未开化的民族，跟这个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中挣扎着活着，显得那么愚昧而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