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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赫煊解释道:“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儒家学说和黄老之学的再一次结合,其中吸纳了大量的黄老思想。比如黄老之学的根本是‘无为而治’,这种‘无为’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确立统治秩序的前提下清静无为。君王的无为立足于臣子的有为,即‘君逸臣劳’,有点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也只是像而已,因为决定权仍在君主手里。董仲舒在独尊儒术时,把黄老之学最核心的‘无为而治’,完美融合在他的儒学体系当中,用来阐述治国之道、君臣之道、君王政术。比如选贤任能、量才授官,这就是典型的黄老之学,发展到后世就形成了科举制度。”
常凯申继续点头,乖乖地听学术讲座。
周赫煊继续道:“再来说说刑德关系,董仲舒对于刑德的解释,主要延续了孔孟的仁政和德治。但在刑德理论根本上,却借用了黄老学派的阴阳刑德学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准则。”
常凯申总算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儒学,其实是黄老学说博采诸子百家之长,而董仲舒又融合了黄老学说的新儒学,跟孔孟那个时代已经有很大不同。”
“确实如此,”周赫煊点头道,“不过到了程朱理学之后,儒学再一次蜕变,剔除压制了很多黄老之学的思想。所以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渐渐趋于禁锢,以至于被西方文明所超越。因为黄老之学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因循天道’,这里的‘天道’指自然和社会规律,黄老之学不提倡遵守祖宗之法,而是提倡根据社会的变化制定相应规则。”
常凯申就是一个程朱理学的忠实拥护者,听到这里他心里有些别扭,但还是耐着性子问:“如何用黄老之学来治理现在的中国?”
周赫煊笑道:“什么清静无为、君逸臣劳,这些我就不说了,因为现在中国的情况并不适合,黄老派的清静无为是建立在稳定的统治秩序之下。先来说说依法治国、宽刑简政、与民休息,依法治国,委员长你能做到吗?”
常凯申说:“民国的法律是越来越完善的,当然能够做到。”
“法律是法律,只是制定出来有什么用?”周赫煊嘲笑道,“就拿去年救灾来说,那个伙同英国人贪污救灾粮的专员,现在还逍遥法外吧。这也能叫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