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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具体到个人如此强烈的际遇变化，并没有规律可循，也不是在常态社会秩序运行背景之下完成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冠冕堂皇背后俱是生民血泪。
隋唐科举制度所以伟大，就在于对政治资源的分享可谓是一下子打通了天地之桥，这种贯穿力足以媲美于秦之编户齐民将皇权威严直接联系到每一个具体的庶民身上。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此之后，哪怕是一介黔首，想要实现阶层的攀升，际遇的改变，都有了一种制度上的依凭路径。一个人的奋斗与成功，可以通过规令制度去完成，而不再仅仅只是百数年长达数代人的余荫积累，或者是寄望于世道秩序崩坏所带来的非常规机会。
由太庙中凭吊先人而发散思维想到选才制度的改革，沈哲子也只是浅尝辄止。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不是头脑一热便能收见成效，而且早在十数年前开始，他便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前期各种铺垫，包括此前行台所施行的吏考，都是为了营造科举改制的前提氛围。
当然，想要凭着庶族地主进士群体的崛起便想在区区一两代人之间解决掉此前政治形态的残余，也未免有些乐观。相对于知识的下放，进士群体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而发挥出其本该具有的积极意义，仍然需要意识的觉醒与政治觉悟的提高，这同样任重道远。
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庶族进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露出实力，比如唐时牛李党争，其实是一个并不怎么光彩的形象。
牛僧孺、白敏中作为进士官僚的代表人物，大权骤得，并不能够将自身权柄与社稷大计有效结合，而他们所掌握的权柄，仅仅只是党同伐异、逞于私利的工具。白敏中虽然有个诗名极盛的堂兄白居易，但自己一生行事，也只落得一个谥“丑”。
反倒是出身赵郡李氏的李德裕，虽然被视为没落门阀世族的代表人物，却展示出真正的宰辅风采，对李唐社稷颇有存亡之功。
当然，具体到个人的政治素养高低或者某一阶段性的政治斗争，并不足以解释大尺度的问题。比如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便谈不上是一个什么伟岸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