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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论魏晋，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
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所谓汉以强亡，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无非党同伐异而已。
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吴无论哪一个，也都只是从流适乱的权力媾和，算不上一种常态的政治构架。并不是因当时人智力不济，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断前朝，那么无论是前晋新朝，还是更前的魏蜀吴三国，包括东汉政治在内，其实都乏甚借鉴的价值。但是制度的创设，又不能凭空而生，必须要立足于当时当世。所以后世重归一统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现成可供借鉴的模版。
虽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离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间还有着几百年的跨度。但这中间几百年，都是战火纷飞的南北混战，关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实可以说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中间纵有英主一时涌出，提供了一种可以暂作维持的制度模式，但终究不能考虑到南北普罗大众的切身得失。
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虽有苦难给予了诸夏生民以无尽痛苦，但也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屡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断续，才使得诸夏得有不断进步的动力与空间。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有远近诸夷崛起而势大一时。但俗话说得好，没事走两步，鹊起于一时、桀骜于倏忽，没有经历过时间伟力的考验，又有什么资格耻笑一个荣耀与耻辱并抗、至今仍奋勇而前的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