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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汝南王抵达襄阳的时候，便下令荆镇各部将领上报可以调配参战的兵数。各部将领倒也恭从，很快便各自奏报，得出结果是荆镇可以抽调四万人参与灭蜀之战。
然而当汝南王仪驾抵临巴东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各边将士汇聚于此，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单单巴东此境便聚集起了多达三万军众，而仍在行途中的部伍竟然还有三万余众
若再加上各部上报留守兵力，那么荆州单单存在于籍簿上的兵数便多达将近十万众，这较之大业元年荆镇上奏甲数足足超出了将近一倍
袁乔深入行伍调查，便见过许多奇景，比如老少四代同编入伍，什长所统俱是儿孙，上至八十老叟，下至垂髫小儿，一个个振奋异常，口号喊得响亮，振兴社稷、全我金瓯、匹夫有责
可问题是，老人家站都站不稳，真要派上战阵，还要搭配两人搀扶，怎么去攻略本就险阻异常的蜀道？
凡事看两面，好的方面看来，荆襄多热血，奋斗勤王事。坏的方面看来，这是荆镇上上下下将此番伐蜀大计当作牟利机会
荆州久为分陕，若说上下混乱不堪，那也有失偏颇。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荆州以其分陕之重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内外军事压力。而这种部曲兵制，在大梁这种章制严谨背景之下，则就显得格格不入。
虽然早在大业元年，朝廷便已经推动荆镇改革，但是多年积俗，很难一朝更改。特别在汝南王南下之前，荆镇还要维持着对蜀中的军事打击，为了维持住这些部曲兵众的战斗力，许多章制改革只能流于表面。
汝南王今次南下，主持伐蜀事宜，定策、攻伐、后勤保障等等诸种，俱都在朝廷规令之下进行。
这种模式，与荆镇此前将主统筹一切的组织完全不同，一切用度俱由朝廷一力承担。核算下来，军给所得要远比一年田亩所出还要丰厚得多。而且朝廷胜势明显，以强攻弱，可谓是笃定的胜局，危险不大，还能顺风捡功，这就造成了荆镇上下对于伐蜀热情的高昂。
察觉到这些之后，袁乔连忙建议汝南王中止征发各路人马，提议精简部伍，以精兵出击。
大军还未入蜀，荆镇自己先乱了，这也让原本荆州镇守诸将尴尬不已。他们这些人未必人人迷于大势，贪于短利。
特别最上层的李阳等老将，也是深刻感受到世道阔进之脉络，愿意积极向朝廷靠拢，在北伐羯国之际便各遣子弟北进襄助王事。但荆镇积重难返又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事实，他们各自都被裹挟其中，本身便抽身无能，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