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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跟很多人潜意识里的概念不同,司马迁成书之后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他给东方朔看了之后,才逐渐有了《太史公书》的名号。
至于《太史公书》何时改名叫做《史记》,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不过在沙畹、王国维、桑原骘藏、泷川龟太郎、颜复礼等研究史记的名家之后,还有一个牛人叫杨明照,他写过一篇《太史公书称史记考》的论文,可以看做是论证此疑点的盖棺定论之作。结论很简单,就是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即魏晋南北朝时,仍称《太史公书》。
詹文君一向标榜自己文才平平,但能够将至宾楼的侍者和身边婢女都调 教的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自然不会真得是不读书的庸才。
晋惠公的典故她岂能不知,作为春秋时期最著名的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代表人物,前后数次失信于人,最后落得身败被囚的下场。徐佑这般说,用意如何,不问可知。
詹文君起身,盈盈下拜,轻声道:“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郎君此语,让文君无地自容!文君此次四面楚歌,危如累卵,自日前得遇郎君,才如管仲之遇鲍叔,从黑暗中觅得一丝光亮,岂会像晋惠公那般负恩背义?且郎君对李季的安排,全是为了文君着想,文君又如何不知?惹得郎君心中不安,却是文君的罪过了!”
徐佑既然敢言明江夏王和太子之间的暗战,就不怕詹文君过河拆桥,同样跪伏于地,对面而拜,道:“为管则易,为鲍则难。相马失瘦,相士失寒。管贫鲍富,坦然相安。于利不疚,于义斯完。
我是家破人亡的可怜人,得一条命,已是苟且偷生的侥幸罢了。要不是与夫人投缘,这些话本不该说,但说便说了,还望夫人不要多心。至于江夏王与太子之间如何,我并不感兴趣,也没资格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