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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宗旧年白明达所制《春莺啭》，便是以龟兹乐和为鸟声入乐。话说回来，李潼也是在接触后才知，那个白芬看起来一副士人做派，其父白明达居然还是龟兹人。
“既然是阔制新曲，难道不能甩开旧部乐窠臼？”
聊技术，李潼是个渣渣，但是谈概念，还是能够头头是道。至于怎么甩开旧部乐窠臼，你们问我？
几名太乐署乐官闻言后，俱都面有难色，最终还是一名太乐博士上前说道：“还是先让大王赏听新协几律。”
说罢，一部音声人已经登场，李潼也已经落座，看到二兄李守礼也抱着琵琶站在这一部音声人当中，便点头鼓励。可见多读书的好处，亲兄弟二人，一个满腹诗华，自为座上客，一个只会玩乐器，只能堂下伎。
李潼的音乐鉴赏水平，大体也就《逍遥王》那种层次，哪怕现在借了虎皮披上，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提升。
所以他评价一段曲律好坏，有一个最直观标准，那就是乐器用多少。这跟打架一个道理，人多自然气势足，曲调好坏先不说，登台就能唬住你。
虽然共事日短，但磨合下来，乐官们也大体了解到永安王这一审美趣味，所以一段曲调谱成之后，能用多少乐器就用多少乐器，近来试演几曲，动辄十几种乐器起步。还真别说，诸多乐器搭配起来，只要还能保证曲调不散，效果真是提升好几个层次。
李潼闭眼听了一半，然后便抬起手来说道：“羯鼓撤下，夺音！另换鼓奏。”
这种要求，一听就不是行外人能提出来的，诸如“夺音”“欺声”之类的技术语言，这几天看太乐丞白芬指导工作的时候，他心里也暗记了不少。别管懂不懂，只要能提出要求，你们就必须要给我精益求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