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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立国以来,奉行的仍是关中本位,不愿给予地方太大的权柄。高宗时期为了摆脱关陇权门钳制而经营河洛,但一直到如今的武周,两京仍然是帝国绝对的核心。无论是在政令实施还是在人才选举,也都重两京而轻地方。
武则天临朝以来,两场规模颇大的叛乱,也都是由地方发起,所以对于事权下放当然要更加警惕。
中唐之际,飞钱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就在于中央与地方在财权方面的互不相让。
中央不愿让钱流入地方,地方当然也不愿将钱输往中央,于是飞钱便承担了桥梁作用,既不损害基本的交流往来,各自还能搂住钱不松手。
至于说促进商业的发展、刺激商品的流通,那更多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统治者巴不得生民庄稼一样扎根乡土、了此一生,割了一茬还有下一茬。
至于说单纯的为了商贾们行商便利而制定什么惠民政令,那纯熟想多了,哪怕武则天她爸爸本身就是一个商贾出身。不要说这种跨地域、大范围的商事活动,就算是两京市井之间,也是规令重重,管制的非常严格。
听到武则天言语里对此计有些不以为然,甚至隐隐警惕,李潼也担心会由这件事上升到对他这个人的看法,怀疑他借蜀中环山闭塞的地理环境聚钱囤货。
于是他连忙解释道:“飞钱往来,看似两地俱财不出境,实则还是有不同。蜀中人事所需远不及两京之量,商贾贪此货利,不辞艰险劳远输货于外,往年无有飞钱之便,输货是一苦,入钱又是一苦。如今钱物不需再劳远输送,只以货出,商行自然加倍……”
道理讲起来很简单,蜀中虽然以富庶而称,但讲到市场需求量和货品流通速度,是远远比不上两京这样的天下中枢。即便是没有飞钱,蜀中物货的输出也要远远大于流入。
现在有了飞钱,蜀商们已经不需要再将外地交易所得的钱财辛苦运回蜀中,直接拿着飞钱汇票在当地支取钱财,然后再采买货品,行商的效率有所提高,货品的输出自然也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