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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李潼陈策，李旦也是一脸的若有所思，先是盛赞雍王高义，然后又表示捐舍食邑之事大可不必，至于是否在漠南筑城，此事仍须从长计议。
听到皇嗣这个回答，李潼一时间也有些无语，他的确针对他四叔搞了许多小动作，但这一次所提出的建议真的是私心不大。
抛开他未来会否当家做主的遐想不提，他们李家这份家业，无论落在谁手里，控制宗室食邑数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策略。
可他四叔也有自己的考虑，过去这些年，他们李唐宗室被整得挺惨，虽然使得皇统得以稳固在他们一家，同时也造成了皇权颇有几分孤立无援的现状。
初唐之际，终究不是后世宋明有了成熟的官僚阶级与体系、许多问题都可以嘴炮解决的世道。就嘉靖那种老仙儿，到了唐朝如果还是老做派，分分钟都会翻车。
归根到底，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仍然还是中古世纪那种地域本位的政权结构，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央权威概念。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繁镇割据，便是从中古到近古的一个过渡期，河朔三镇的桀骜不驯，与江南对中央持续不断的供血，便是地域本位与中央本位的差异体现。
中古世纪，君权与臣权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这两者的极致体现便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暴君与能够擅行废立的权臣。
这两种现象在宋以后便越来越少，君王虽然仍难免昏庸，但却少如前朝那样暴戾、肆无忌惮的虐杀大臣，臣子或许权大一时，但也绝难凌驾到皇权之上。
魏忠贤那种大太监如果生活在中晚唐，一个月换次皇帝不带虚的，可到了明朝，差了一千岁，一纸诏令就能要你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