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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禄坊蕃国公主邸中接受了其人所献图籍之后，李潼也抽出时间来着重了解了一下这个所谓蕃国东域具体的方位与范围。
讲到大唐对于周边境域的了解与记录，就连李潼这个来自后世的人都不得不为此点个赞，实在是翔实有加。
大唐的开放与包容，绝不仅仅只是两市那些骆驼商队与当垆卖酒的胡姬们能够完全代表的。
每有番客远来，如需官方接待，首先关心的并不是其人所携何种方物进献，而是其国位处何乡、风俗人口如何，以及距离大唐有多远。这一类的情况，统统都有官员负责记录，并将记录的内容进行汇总整理，并妥善收藏。
不仅仅官方态度如此，民间对于周边未知的区域也都充满了好奇心，对外来的事物并非一味警惕排斥，而是积极的进行了解，并有选择的进行接纳。
这种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在农耕文明的政权中是颇为罕见的。如果说秦汉壮在开辟，那么隋唐就是通过这种强大的自信心，成为中古时代整个世界的中心区域。
可是中古时代结束后，这种对外的开拓、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就转为一种内敛的态度，好奇不复、进取不复。直至封建时代末期，更完全僵化为一种妄自尊大，已经丧失了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也丧失了对自身准确的评价。
有关蕃国东域的细致了解，李潼所采阅的资料还非本朝的记录，而是前隋一些图籍。本朝初期重点在于攻略突厥以及高句丽，随着吐蕃崛起、兼并吐谷浑而成为严重边患，所关注的重心也主要集中在陇右以及蜀中的西北等与吐蕃势力直接接壤的地区。
川西藏东这一片地区，有大量的生羌部族杂居，局势多有混乱，与大唐官方的互动也并不密切，所以新的记载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