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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潼之所以另创学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集权。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虽然打乱了他的布置，让他不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人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头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人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乱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入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人事资源的浪费，可问题是，人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发瓢。千人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人人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运行逻辑。
更何况，在他四叔当国这几年里，朝廷的确是积沉了大量民生相关的事务亟待处理。而李潼也确有众多改革之计，虽然眼下洛阳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难出河洛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的行政构架与资料筹备的进程。
比如说旧年行台试行两税法，推行起来战战兢兢，是功是过也没有一个标准参考。
可是现在，他就可以着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诸司联动，将过往十年间诸道租调、课钱并杂捐收支，以及诸州常平仓逐年盈亏等相关旧籍统统整理出来，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而且这些故纸旧籍中，也隐藏着朝廷维系整个天下统治的秘密。诸州租调几月起运、几月入都，一年两年或还看不出什么，时间维度一旦拉长，对于接下来诸州或会爆发的叛乱事宜就是极为珍贵的军机资料。
官员们的情绪激励与人力发挥或还好办，可是政事堂案卷杂积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百司办事效率提升上来，但上层决策效率却严重跟不上，特别是随着诸供奉官停职，许多原本下沉的事务决策涌现上来，这就给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