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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州城里，豫王李成器盛怒之下将行军长史裴思谅革职收监，使得州城内的氛围也更加的凝重紧张。
此次天兵道行军，既是豫王出掌权力，也是朝廷在神都革命后第一次的大规模用兵，因此员佐配给也是囊括才流，仅仅随军的文官便有百数员之多。这样一个幕僚班底堪称豪华，甚至雍王西行返回关中的时候都远有不及。
员佐队伍规模庞大，虽然有充裕的才力为用，但前提是在一切官员才士管控有序的情况下。若掌军的大将本身便无御下之能，而众员佐们又多有摩擦与立场上的分歧，反而会造成职权的模糊、决策的混乱，军令不够明确，本身的力量也会产生极大的内耗。
天兵道大军北上伊始，这种分歧与内耗还没有凸显出来。
毕竟当时大军还有一个确凿的作战目标，那就是将突厥赶出河东，并且还有一个稳定的朝廷作为后盾，甚至文武将官们还不无畅想，豫王此次统军建功、归国之后想必便会正式的入主东宫。而他们这些随员们，自然也就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东宫储君的属臣。
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设想。矛盾第一次显露出来，就是在面对突厥请降的问题上。
有人认为自高宗永淳旧年阿史那骨笃禄叛唐并建立汗国以来，突厥叛乱就成为北方最大的边患问题，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北方的边患压力越来越严峻，如果能够接纳默啜的请降，可谓意义重大，会给内外大势都带来极大的改变，同时还能掩盖天兵道大军作战不利的问题，奇功可夸。
另一部分人则就认为突厥屡叛屡降，默啜又奸猾狡诈，特别是在刚刚寇掠河东之后便请降议和，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消化这一场战果，重新确立其在漠南的统治地位，狼子野心，绝不可信。
朝廷一旦贸然与之议和，非但会错失掉最佳的征讨时机，默啜也会借此招摇蛊惑、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其人再次反叛，那么朝廷的威信将会荡然无存，对周边诸胡的震慑也会进一步被削弱。
不过这一次的矛盾并没有引发什么争执，因为豫王直接决定接见突厥所派遣的使者，希望能够通过将突厥重新纳入大唐的羁縻秩序中来建立自己的事功与威望，对军中的反对声直接就视而不见了。
行军大总管在军中本就有极大的权威，再加上豫王身份特殊，其人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就连随军御史们也不敢强烈反对，对此也只能默认下来。
豫王这一次一意孤行，虽然让矛盾存而不露，但起码军中还是有一批支持者的。毕竟这件事如果操作好了，也的确是大功一件，行台与雍王那么强悍也没能逼得默啜请降，但豫王与天兵道大军却做到了，孰优孰劣，大大值得讨论一番。
可是接下来朝廷密令豫王班师回朝，甚至就连为使北上的狄仁杰都横死于途，很快就让局面变得微妙且被动起来。
一方面朝廷的指令显示出眼下的朝廷局势变得极为危险，非但不能作为大军后盾，反而需要大军归国定势。另一方面，朝野之间对与突厥议和的反对声之强烈也超出了他们原本的想象，狄仁杰宁死都不愿担当此事，长安的雍王更旗帜鲜明的反对，甚至摆出了兵谏朝廷的架势。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天兵道众文武将官们内心里也是惊惧有加，就连已经南行抵达汾州的豫王都被群众生生劝回。
与突厥议和，毕竟是豫王做出的决定，如果豫王走了，那么无论留守谁人，该不该继续进行此事都是一个莫大的难题，搞不好就是一个身死族灭、声名狼藉的下场。
也就是到了这一刻，整个天兵道大军的氛围就发生了转变，私心压过了国事，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与强大的领导。
虽然私心未必就是私欲，但哪怕仅仅只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操守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但却未必能够获得群众认可，那最终也只会沦为争执吵闹，使得人心、情势越发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