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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降城攻防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突厥已经很难再肆无忌惮的闹乱北疆，东受降城一败更让突厥实力大损，不要说再与大唐正面为敌，哪怕转向别的方向发展，都会因实力的锐减而波折重重。
至于吐蕃方面，其君臣内斗态势越发剧烈，反观大唐则就提前走出了内乱的泥沼，完全可以据此优势在双边关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眼下大唐内部虽然恢复了平稳，但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不少。两衙军事体系崩溃，亟待改革重建，在中央宿卫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之前，不再加大边军的投入建设，这也是需要保持一定战略收缩的原因之一。
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此前魏元忠所提起诸外州县下才充位的问题也亟待解决。诸道黜陟使悉数归京后，所回报的情况也都不够乐观，大大小小各种问题极多。
问题虽然多种多样，但若找一个能够集中体现的突破口，终究还是吏治的人事问题。朝廷在选派州县外官方面，必须要比以往更加用心，不能再像往年那样以流贬人员搪塞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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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说来简单，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并不容易。毕竟重内轻外的国策施行年久，京官无论待遇、机遇还是前景，都要远远超过了地方上的官员。就算一些在朝廷中枢能称以干员的能臣，在使派地方后是否还能保持以往的积极性，这也是存疑的。
历史上武周中期，有鉴于地方吏治的混乱，朝廷甚至以宰相领衔，选派十几名在朝高官前往外州担任刺史，但一番施行下来，能够在地方上有所建树、政绩不错的也寥寥无几。并不是说这些人才能不足，只是在外放入州之后，大半心思都用在运作归朝上，十分的精力未必有三分能用在地方政治上。
想要提高地方官员的积极性，那就需要在方方面面给予刺激，起码要保证他们的待遇、前景不差于、甚至要胜过京官，才能保证这些官员能安于所治，在地方上努力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