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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潼在听完群臣一番陈述后，便也陷入了沉思当中。这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有的他也已经有所考量，有的的确不够重视，考虑的不够全面，一些想法难免就显得想当然。
至于他与诸宰相们之间的分歧，则就在于对吐蕃局势的干预力度，他所设想的是尽力干预、乃至于主动创造机会进行深度干预，而宰相们则认为，就算此中的确有机可趁、但也要基于大唐目下实际情况，进行有限度的干预，以巩固优势为前提，不必急求突破。
两种思路，一种偏于激进，一种偏于保守。而李潼在听完宰相们的观点陈述后，也意识到想要准备能够对吐蕃局势进行深度干涉的力量，并不在于吐蕃君臣之间矛盾激化程度，而在于大唐本身的国力限制。
想要加大对西线的投入，并不仅仅只是停止辽东战事、将东部战场上的兵力调回关中那么简单，而是要对整个边防体系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升级。若仅仅只是一个方面的突进，则就容易造成与边防整体的脱节，结果是好是坏很难预料。
这种整体性的升级，显然不是眼下的朝廷能够完成的。事实上单单将辽东兵力抽调回关中，本身就会给朝廷带来极大的财政压力，而且还没有考虑辽东地区战况会不会出现反复的可能。
在经过一番沉思后，理智告诉李潼，宰相们所持观点是更加务实的。两次青海大战以及安西四镇的反复易手，已经证明了吐蕃的国力的确不容小觑，与这种强大政权的斗争，很难通过一次两次的胜负便完成。
在与这种强敌的斗争中，大唐文武臣员们也都有着丰富经验。此前的东突厥和高句丽都是不逊于如今吐蕃的对手，最终都是亡国于大唐刀锋之下。
两次攻灭强国，过程也都颇有类似，无非分化拉拢、通过外交与军事等各种手段，孤立其国，从而再一举攻灭。
见圣人默然不语，姚元崇便继续说道：“藏土久在化外不义，分裂长有、弥合短暂，今之吐蕃，实为惯情之异类。几代赞普不能长享其国，亦为天降谴责。其君臣、父子之义本就稀薄，往者所以骄大难制、勋功皆聚东赞一门，爪牙凶恶、人莫撄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