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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军政格局上的巨大改变之外，在实际的事务层面，所进行的改变那就更多了。像太府寺下面加设的宅厩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九寺是朝廷执行具体事务管理的一线部门，所以其曹司的增减也就需要有更加的应时性，而这当中的改变，也最能体现眼下朝廷政治在国务处理方面的真实情况。
像社监署的成立，取代百工监管理内外百工。这看起来似乎只是相关衙署改了一个名字，但在实际的职权与管理方式上则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的百工监，是设在将作监之下，主要负责统筹管理诸色役工匠、储存并提供竹木用材。而职能类似的平级机构，在诸司中仍然极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禄等各自属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户、官奴等职能与机构。
相关的机构林立杂设，已经让人事分散且难以统合，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衙署虽多，但对真正的民间生产力却乏于统合与管理。
有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便将相关衙司大作裁撤，以司农司总领官奴婢给役事宜，少府织染署总掌织造内外织造事宜，京苑总监管理两京并北都诸皇苑园业维持与生产，工部计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这四者无涉的事务，则就尽数汇总于社监署。同时社监署也增添了一个新的职能，那就是管理民间各色工匠，制定行业标准。
之所以事权要进行这样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员冗司、降低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调、以实物为主体的税收方式，这种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为基础的社会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税收过程中所收集上来的各种物料，又需要足够的工役将之加工处理成可以使用的产品。
这种财政模式自有其优越性，从材料到生产一手把持，政府面对各种灾害的抗压性更高。只要保证足够的行政能力，几乎不需要进行什么对外的索求与增补。
但这种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说均田制这一土地分配的社会基础能否得到保证，随着大唐国体越来越大，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工而诸事统管，这又会给政府行政能力带来多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