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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这些游牧民族其生活与生产环境本就不如中原皇朝这样优越，微薄的物资产出并不足以支持他们发展出强大的武力组织。
之所以每有强胡崛起、屡寇中国，这些胡族在强大之前，首先便经历了争斗、兼并与融合等一系列近乎养蛊一般的惨烈竞争，通过消化周边并存的势力来壮大自身，并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养成了各种作战的技术与经验，从而才具有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基础。
在此之前，拥有这种条件的乃是突厥，可是随着突厥覆灭，大唐的羁縻秩序覆及远近，类似能够在军事上对大唐形成威胁与挑战的胡部势力便少之又少了。
包括在东北已经强大许多年的契丹大贺氏部族，尽管在原本的历史上契丹造反给大唐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遗留下颇深的隐患，可是在当下的这个时空中，朝廷能够通过正常的手段调度定乱，契丹同样不堪一击，尤其是大贺氏更是已经达到了亡族灭种的危险境地。
其实契丹的强大也离不开大唐朝廷的有意扶持，像是太宗、高宗两朝针对高句丽的作战中，契丹人都给大唐军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接下来无论是平灭靺鞨人的作乱，还是牵制死灰复燃的后突厥，契丹在相当长时间内也都充当了一个合格的打手。
在真正执掌天下之前，李潼对于大唐的羁縻政策曾经是颇有微词的，觉得过于宽厚忍让，明明具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实力和条件，却偏偏留下一些余祸，给这些胡虏继续发展、积蓄实力以反噬大唐的机会。
可是当他在成为大唐皇帝之后，对于这一整套羁縻秩序才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所谓的羁縻并不是姑息养奸的纵容、忍让，而是要尽可能多的统合诸胡势力，从而对他们区域中的资源分配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使得区域中不会出现垄断所有资源的霸主级存在。
大唐的羁縻政策，非但不是恃强凌弱的单方面掠夺与欺压，反而是充满人文情怀的扶助与调和。这一套政策实施的标准，并不是看诸胡势力的强弱对比，而是看这些胡部势力谁能更恭从、谁能更贴合我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