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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收复青海与重创吐蕃给大唐的边防格局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崛起于高原的吐蕃作为近代涌现出的新对手，给大唐所带来的压力与伤害甚至一度超过了几个传统意义上的宿敌。
在此之前，大唐已经通过河朔方面的三受降城攻防体系将后突厥默啜可汗的势力阻截在了大漠以北，突厥虽然仍是贼心不死、屡有窥扰尝试，但至今都没有摸索出一个能够绕过三受降城而大举南下的有效路线。
在东北方面，原本因为武周策略有误而祸乱整个河北的契丹叛乱被提前扑灭，随后张仁愿一系列强硬手段的操作，不止将东北的羁縻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还扑灭了尚在萌芽中的渤海国这个未来所谓的海东盛国，牢牢将新罗的势力封锁在了半岛南部。
可以说，如今的大唐已经彻底扭转了李潼在接手伊始那种四处漏风的边防状态，四周暂时已经不存在能够威胁到国运兴衰的大敌，接下来的边务必然要进行一番动作颇大的调整。
无论任何时候，忘战必危，而若一味的穷兵黩武，又会给国内的民生政治带来巨大的负担。该要如何掌握这当中的平衡，对统治者而言是一个绝对不可松懈的命题。
李潼所公布的第一桩人事任命，就是将青海此役的行军大总管夫蒙令卿召入朝中，担任枢密副使，作为张仁愿的副手，继续在朝中推动军政的分离。
夫蒙令卿是原河源军黑齿常之的副手，经边老将、资历颇深。青海此战虽然没有太显赫的战阵之功，但却有调度之功，有着不俗的战略大局观。
借着青海大战的余韵，李潼打算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彻底将枢密院掌管军事的职权与地位确立起来，武举才选、诸州团练、边将轮调、马械储备、军屯经边与边略攻防等诸事一概纳入枢密院。
当然，这种深刻的改革决不可一蹴而就，毕竟三省六部的政治格局也是经过了长久的时代演变与磨合才最终形成。因此枢密院作为朝廷处理国之武事的要司，职权增加的同时，必要的分权与制衡也要跟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