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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做到量入为出，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入是可以计量的。
这在初唐时期，自然并不困难，朝廷施行均田制，田亩、人口恒有定数，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
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均田制的破坏，徭役的盛行，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入变得不可控起来，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到了开元年间，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深入，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长，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
更不要说，随着商贸的发展，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基本格局。
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财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不说一个国家，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对此就有很深刻的体会。
“度支计量，国务根本。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常法之外，历年也有变法，汇总为绳，更作创新。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以此判入！”
讲到凡尔赛，李潼也是不落人后。
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当社会越发的进步，资源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也是时代的选择。
不装了，摊牌了，我是大富翁，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
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开始纷纷进言。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但圣人不定下基调，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
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判，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才能越切实。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