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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用心不能说是险恶，也只是人性中偏于负面的一种想法，并以另一种形式对选事流程进行监督。
今年同样如此，一些得授恶官者在选院盘桓不去，并逐渐的聚集在一起，用各自携带的纸笔将选授长名榜记录下来，特别是对一些好官与特殊的选人们授官情况抄录下来，然后便凑在角落中加以分析。
一些孤立的事件自然难以分析，可是类似的事件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梳理，自然能够发现潜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一些规律。
选人们首先分析的便是那将近三百个京司官职，然后便陆续发现了一些现象。
首先发现的便是这些得授选人们的功名出身，其中一部分是靖国功臣，另一部分则是开元以来科举诸科以及各科制举得中出身者。至于荫受、太庙斋郎、挽郎等诸类杂项出身，比例则占得极低，只有寥寥数人。
大唐士人获取出身的途径并不只有科举，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式，比如品子荫授。五品以上便能荫一子，这便造成了许多的冠缨世家，父子相继乃至于数代官爵延传。
这些官二代们起家未必极高，但父辈祖辈早在官场上积累了不菲的资源。那真是恨不能将祖宗八代骨灰都挖出来撒身上壮胆助势，与时流竞争当时，哪怕选司制度严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隐性优势发挥作用。
可是一番盘查下来，留用京司的几乎没有荫受官身者，仅仅只有几名太庙斋郎，年龄也都在三十五岁之上，是经历了超过十年的守选期才得以参铨，所授给的也并非台省官缺，而是诸寺监的下品伎术官。
“怎么会这样？”
虽然说大量荫受出身者占据好官职位让人不满，可现在荫授者几乎没有留事京司者，也不免让人感觉意外，甚至是有些诡异。
“莫非是嫌京司过于醒目扎眼，索性谋求外州好官？”
不乏阴谋论者如此猜测，并提议直接检索那些高官子弟们究竟得授何官。
选事喧嚣数月，一些家世背景比较特殊的选人也早被摸查清楚，也是时流重点关注的对象，自然被从长名榜上抄录下来。
这会儿众人再一一检索，并不迷茫，可是很快结果又让他们有些傻眼。
讲到家世优异的选人，自然无过于当朝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选人们要摸查高官子弟任仕情况，自然也从最显眼的下手，姚彝的选授记录第一时间便被翻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