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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潼向宋璟询问东北这些靺鞨战俘的安置与管理，也并非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是有关境内胡人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大唐本身便体量庞大、疆域辽阔，在国境周边生活着大量的胡族人口。伴随着大唐领土的扩张，战争、商贸等各种交流形式逐渐让这些胡部人口进入到大唐国门之中。
虽然说人口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越多的人口便意味着越多的生产力。
但在现实情境下情况要复杂得多，大唐是一个农耕为主体的帝国，且不说这些诸胡人口有没有足够的耕桑技艺可作生产利用，单单他们部族不同、风俗不同、文化不同与社会组织存在的差异性，想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困难。
但接不接纳胡人已经不是一个可作回避的选项，而是一个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仅在开元四年青海大战之后，到如今的开元十年，大唐诸边境域中所增加的胡部人口便达到了上百万之巨。
这还只是在没有针对诸胡部族建立起完善编户统计情况下粗略估算的数字，而实际的情况则只多不少。
像是宋璟在海东剿灭粟末靺鞨一战，便得获俘虏几万户。而在其他战场上，大唐也都各有推进，开元九年针对漠南与碛口一系列的扫荡，所收缴的铁勒与突厥诸部人口同样也有数万户之巨。
除了战争之外，随着大唐国内生产秩序和地方政治的恢复，每年自发的投奔大唐的诸胡逃户数量同样不菲。像河朔的三受降城，一年到头零零散散所接收的诸胡逃户便常有数千帐之多。
这样的情况还不只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底层杂胡当中，一些胡部上层人物逃入大唐的现象也是频繁发生。每年元月六夷诸胡各遣使节入京献贡，便不乏使节随员逃出使团，希望能够留居长安，不愿再返回各自部族。
类似情况屡禁不止，以至于那些接待外邦宾使的鸿胪寺官员们几乎没有在职长久。元月入贡之后，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全城搜捕那些逃使们，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胡使非法滞留于大唐境内。
至于市井间针对诸胡奴仆的买卖，那就是更加的无从禁止了。因为想要禁止，起码要有买卖。但就有许多的逃人为了能够定居大唐国中，甘心的委身为奴。
出门闲游一遭，便有仆员跟随回邸。若这只是一个偶发的现象，还能进行举报禁绝之类的监管，可若已经成为了一股风气，又该如何加以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