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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中宵前世，历史课本上是把井田制与奴隶制绑定的，提倡井田制复古的人，都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要批判的。其实这个年代提井田制，与奴隶制无关，宋朝的普遍趋势是废除奴隶制度，经济关系全部由雇佣制代替。这个年代提的井田制，其实就是杜中宵在营田务推行的制度，有公田，有私田，立村社进行管理。这个制度与杜中宵前世的农村制度很像，这本就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制度。宋朝比较特殊，是结成村社的关系，由唐朝均田制下土地国有，向着以宗族方向转化。
此时考进士，《春秋》是五经之一，属于文化核心的内容。《春秋》不是简单的史书，因为是由孔子笔削而成，更重要的作用是显示价值观。杜中宵最初对这一现象很不理解，慢慢融进这个社会，与前世的教育对比来看，才明白其中的含义。前世的历史课，包括大量的历史著作，其实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对中国的历史，依据从西方传来的理论，参照西方的社会发展，进行大规模的笔削。前世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及其历史，用西方人的观点开始笔削的运动。其所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的制度和文化，都是造成后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如果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中国远远领先于全世界，那么这种领先会造成对变革的阻碍；二是历史必须是单线前进的，后一个朝代必须比前一个朝代先进，最后一个朝代必须是古代史的巅峰。并由此，把中国历史，连成一条套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直线，并在这条直线上加一个箭头。
认识到了这一点，杜中宵便就明白，不能用前世历史课本上的知识来认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存一个暂时领先中国的西方，真实的历史没有被笔削，按照课本做只会死路一条。
不管是均田制下的农村国有和集体经济形式的瓦解，还是宗族公社制度的长期存在，都不能因为原始社会也有公社制度，而把这种存在认为是造成中国后来落后西方的万恶之源。什么时候落后的，就要从那个时候找原因，不能把什么都推给祖宗。
土地制度，终究是要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反过来。即使在杜中宵前世，分田的土改，很快就过渡到了公社，又很快变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很快变成了一家一户的单干。几十年间，土地制度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就连一家一户的单干，也很快就坚持不下去，重新寻找土地集中的制度。
这个年代想着依靠一种土地制度，就能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不过是一种妄想。杜中宵真正要带给这个时代的，是发展工商业，让农民不断向工业转移，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农民越过越好。同时发展工商业可以使农业的积累有投资的方向，不至于炒高土地价值，和高利贷横行。
什么样的土地制度不重要，只要不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就足够了。至于参照欧洲历史，机械的搞圈地运动，制造大农场主，人为加重底层人民的苦难，并称之为不得不为之恶，是不可取的。有后世的科学知识，知道社会前进的大方向，还要祸害这个时代的人民，这种事情杜中宵干不出来。
接受了《春秋》史观的是儒生，接受前世笔削过的某一种中国历史史观的自然也代表政治立场。杜中宵到了这个世界，没必要去接受前世的西方人的政治立场。正史为什么是纪传体？因为要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纪传体的史书不必要多详细，了解一个朝代的社会和生活，自然有其他史料做补充。
回到营田务衙门，柴信带人把带回的谷子，一穗一穗地搓出米来。这是新谷，而且是知县亲自割回来的，首先要祭神。一切皆有程仪，倒也不用杜中宵操心。
一边的常威几人冷眼看着，完全是局外人。他们根本就不清楚杜中宵为什么要亲自割谷，一个堂堂知县，怎么去做那些下等人做的事情。
搓出米来，让人煮得熟了，杜中宵让柴信把保正喊了回来。
几样新鲜蔬菜，伴着煮熟的新米，便是今天的午饭。收拾停当，杜中宵对常威道：“主管，这是今年的新米，过来一起尝一尝。”
常威撇嘴：“无酒无肉，如何吃得下？我们都是俗人，不吃斋的！”
杜中宵的面色沉了下来，道：“今夜还要祀神，一两日不用酒肉又有何妨？”
常威一声冷笑：“那就不劳知县费心了，我们带得有酒肉，自己吃便了！”
说完，与仇士隆三人据了另外一张桌子，取了带过来的酒肉，开怀吃喝。
杜中宵面色非常难看，想了又想，终究还是忍耐下来，没有对常威如何。夏竦专门写了信来，不管怎样要给他这个面子，只要常威等人没有更离谱的举动，杜中宵也只好当作没有看见。
人要有敬畏之心，杜中宵为一县之长，必须遵从这个时代的风俗，收新米要祭谷神，不管他的心里怎么想，最少要把程序走完，以安众人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