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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杜中宵讲自己各项措施的意义,王安石不断点头。在地方为官已经九年了,有足够的经验,看见了各种各样的弊端,王安石一直在寻找改善弊政的方法。京西路的很多做法,让他耳目一新,形成了很多的想法。这一路走来,观察地方,体察民情,还是感性的认识。听杜中宵分析利弊,慢慢开始形成理性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到了舒州之后可以付之实践。
舒州位于长江支流皖水边,就是后世的安庆一带,地理条件与襄州一带类似,营田务的很多举措都可以直接移植到那里。王安石的打算,也正是要借这一任通判,结合营田务的经验,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治国方法。只有真正地认识地方,积累足够的经验,王安石才会愿意到京城为官。
与杜中宵比起来,王安石的理想远大得多,做事也主动得多。
历史上舒州一任之后,再做一任知州,王安石便入京,不久就写了《上皇帝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思想。《万言书》是一种官员上书皇帝的文体,比较正式,倒不是长篇大论的意思。现在这个时间,正是王安石积累经验,总经自己改革弊政的思想理论的关键时刻。
杜中宵讲完,王安石道:“依待晓之见,行会把持地方,把全国商业分割为一州一县,甚至一镇一村之地,使商贩不行,于国不利。如果打破行会把持,夺了牙人的交易之权,才可以使货物流通天下。不过如此一来,官府也就无法掌控民间贸易,使商贾脱离朝廷眼线。商人天性逐利,不事生产,若是百姓人人追逐商贩之利,耽误了种田,于天下大不利。”
杜中宵道:“介甫,商人逐利,其他各行各业难道就不逐利了?民间有言,钱如密,一滴也甜,天下人哪个不喜欢?种田有种田的利润,经商有经商的利润,开工场生产货物同样有利润,哪个利大,便有无数人钻进去,把利润慢慢摊薄。官府只要从中调节,并不会相差太多。至于官府无法掌控贸易,便是开市场的意义。有朝廷自己开的商场,有民间百姓开的商场,各得其利。有自己的商场,官府可以通过调节抽取的利润多少,影响天下商业。然后通过税收、官买官卖、贷给本钱等等手段,掌控其他。”
王安石听了,好一会不说话。以王安石的文化背景,他的性格,更加相信直接控制的手段。杜中宵这样间接控制的方法,不合他的心意。
何必那么麻烦,既然官府可以开商场,可以直接生产、买卖货物,商业就由官方来做好了。直接朝廷出面,控制、管理大型商业,只有那些不赚钱的小生意,才放给百姓经营,岂不更简单?
像铁监那样做工业,像商场那样做商业,再加上营田务这样做农业,农、工、商全部由朝廷设衙门来经营,什么大商户、行会、牙人,全部都甩到一边去,岂不是一了百了?
王安石是这样想的,也准备这样做。此次到枣阳来,一是要看一看营田务种田的模式,再一个看看村社经营。学习经验,到舒州之后,整合境内所有行业,试一试身手。
听着王安石说着自己的想法,杜中宵有一种错觉,自己在跟一个似曾相识的国营大单位的一把手谈话。只是王安石这样的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认为,财富沉淀民间,朝廷积贫积弱,是现在天下最大的问题。只要财富到朝廷手里,就可以富国强兵,改革一切弊端。
王安石容易走极端,一旦觉得哪种方法好,就推向极致。杜中宵这种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处处限制的做法,让他极不理解。既然官营有这么多好处,又何必留出民间发展的空间。
杜中宵哪里有理论功底说服王安石,只能含糊过去,总要经过实践,才能改变认识。
宋朝被称积贫积弱,其实后来的明朝中后期,又何尝不是积贫积弱?清朝的中后期,是不是积贫积弱?甚至后世的欧洲等国家,冷战之后是不是积贫积弱?与他们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样的局面。
政权不掌控经济命脉,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宋朝用行会和牙人控制工商业,社会财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部分,到了官方手里剩不了多少。随着时间推移,会一步一步恶化。这种情况下,哪怕官方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会被各种手段挤兑得不赚钱,甚至亏钱进去,成为民间势力积累财富的养分。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官方在社会财富中分到的配额变得更小。
王安石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进行分配,消灭中间谋利的商人和工场主,完全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一切利润由朝廷掌握。
这怎么可能做到?无非是把生产和消费及中间的流通环节,纳入到官方体系来。以前是体系外的人分财富,变成体系内的人分财富。没有控制的手段,体系内的人难道就比体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贪婪?
杜中宵的办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经济,以足以能够控制社会财富为度。通过这一个体系,调节官方抽取利润和积累的比例,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来影响社会生产。官方不能掌握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要么对经济无能为力,要么对某个阶层产生依赖,沦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