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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朝堂，对柏亭监发生的变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治理。几千年来都是农业为天下之本，这种工业发达的地方是个另类，朝廷本地躲避管理，放权给地方。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地方的实力派势力膨胀，最终控制地方，甚至引起动乱。他们未必能推翻官府，更可能被镇压，新生的工业也会受到打击。
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合管理这里，就要改革政治制度。现在发展了不足十年，已经乱象横生，如果不进行梳理，会越来越严重。
杜中宵道：“朝廷治天下，想的无非是国泰民安。最近几年，柏亭监乱象丛生，案件积压甚多。听人说，地方发生很多争端，根本就不报官府，报了也没有人管。”
吴君庸道：“此事着实冤枉，衙门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个推官和一个录事参军，天天都是忙得不可开交，哪里是没有人管？只是人就这么多，吏人名额也受限，实在管不过来。”
宋朝的官府里，除了官员，其实就是公吏，这都要发俸禄，有规定的名额。柏亭监同下州，官吏的名额不多，怎么管得了这么大的地方？可以临时增加的，都是差役而已。柏亭监是工业发达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是客户，哪里去找那么差役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从制度上讲，州府的等级是按人户来的，人口多了地方的级别就升上去。可柏亭监这里，增加的大多数人是客户，流动性很大，连户口统计都没法完成。从地方到朝廷，都是得过且过。
一边的李杞道：“朝廷只愿这里多开厂，能够多收税，却不知对地方来说，官吏不够，许多事情管不过来，许多烦恼。柏亭监如此，叶县也是如此。便如白家的案子，当时报来，依着证据查下去，便就是那样。白家的后人来告，又找不到证据，可不就只能结案。”
杜中宵道：“我在叶县这里住些日子，了解一下地方，然后上奏。如果一定要改，那就早改，不要惹出大事。白家的案子，先拿了人，等到鲍提刑来了再行审理。”
吴君庸和李杞一起拱手：“如此最好。我们两人人微言轻，纵然上奏，也没有人理会。中丞是朝廷重臣，若是代地方上奏，必然不同。”
杜中宵道：“但愿如此吧。对了，当年柏亭监建了许多学校，现在怎样了？”
吴君庸道：“地方上并没有钱，只能由各厂自己建。现在几座工厂，都有自己的学校，学成了的进厂做事。铁监的最大最好，凡是厂里子女，都可以在校里学三年，然后考其他学校。”
杜中宵皱了皱眉头，没有说什么。以柏亭监的经济不应该如此，可实际就是这样。由于地方经济发达，柏亭监完全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只按朝廷律令收税。宋朝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地方上收上来的钱理论上属于三司，监里的库收藏的钱物，为寄省之物。严格地说，地方上没有完整的财政权，手里很少可以挪用的资金。柏亭监收的钱多，都是属于朝廷的，地方官的手中并没有钱。
由于地方发达，柏亭监这里做事，临时用钱，可以要求地方大户捐献。这种钱大户愿意捐也好，不愿意捐也罢，都得拿出来，即所谓的苛捐。经济发达了，这种捐献就多，比一般州县好做。
这个时代，与杜中宵记忆中的中央和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关系。大宋立国，为了削除藩镇之害，太祖收地方财权，改变官吏结构。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小了，治理的能力也弱了。
一边与吴君庸和李杞交谈，杜中宵一边心里暗暗思索。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的政治结构已不符合现实，要怎样改变，才能让皇帝和官员接受。
随着工业发展，地方变得复杂，原来的政治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如果不做改变，官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必然减弱，与地方豪强的矛盾必然增多，早晚会出大事。而地方经济实力强了，难免的，又会对朝廷形成威胁。两者之间的结合，是中国这个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永恒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