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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独断》:“正月上丁(正月上旬的丁日),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祖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也。”
所谓‘五供’,便是指五个重要的正月祭祀活动。在京的“九宾”,皆要参与其中。
《后汉书·礼仪志上》:“大鸿胪设九宾,随立殿前。”“九宾谓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换句话说,宗室诸刘、百蛮贡职、众郡奉计,中的不少人,要参加完‘上陵礼’,方能打道回府。
陛下让刘备留京,也是遵循惯例。
别无不同。
刘备乃是列候,‘五供’自要参加。大鸿胪属下治礼郎,已来府中传授刘备必要的祭祀礼仪。好在类似这样的大祭,参与人数众多。只需随大流,便可过关。刘备自幼家教甚严,亦不曾短了礼节。
府中只有七婢、两位义弟,三位家臣,及百余护卫。主簿贾诩甚是空闲。多在中庭三层书房,为刘备整理平羌手札。
段太尉的平羌手札,总结起来四个字:恩威并济。
对内附的羌人,安抚善待。对反叛的羌人,尽数诛灭。
刘备粗略统计了下,自桓帝延熹二年,继任护羌校尉,到再任破羌将军的几年间。死于他刀下的羌人,竟达十万之数!甚至有四千人叛变而诛杀三千人的纪录。理由诸如:羌人“诛之不尽”、“上天震怒,假手行诛”等等。
这与刘备只诛首恶,善待从众的观点相悖。
但刘备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