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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上分忧，乃奴婢分内之事。”黄门令左丰言道：“烦请右丞明示。”
贾诩对曰：“我主寄语：‘先礼后兵’。”
“愿闻其详。”左丰连忙追问。此语乃蓟王所创，旁人尚不解其意。
“中元二年（57年），有倭使远渡重洋，赴京朝拜。言，愿臣服大汉，永为藩屏。并求赐国名。光武问计百官，遂赐“倭国”之名。并向倭人‘赐以印绶（汉委奴国王金印）’，又封其王为‘倭奴王’。至此，倭国世为汉藩。今，藩国来乞，我大汉又岂能置之不理。”
“右丞言之有理。”黄门令亦年少气盛。
“我主归国时，陛下加赐黄钺，授以‘征伐之权’。今，邪马台国使，渡海来求。我主，自当义不容辞。然虑及邪马台国，乃倭国所属，为诸国之一。藩国之事，不宜惊动洛阳朝堂。且距蓟国最近，故由我主出面调停，正当适宜。”
“右丞所言极是。”黄门令深以为然。
贾诩前后两段话，说得滴水不漏。礼法充分，无可指摘。所谓“以直报怨”。国与国交，亦需讲究对等。邪马台为倭国中一国。而蓟国亦是大汉诸侯国。且加赐黄钺，专主征伐。更何况，邪马台使者又是渡海向蓟王求助。
于是乎。此事由蓟王出面，自当合情合理，依法依规。便是所谓对等也。
“我主，不日将遣使三韩。劝说韩王，调派国中青壮，渡海布种。若三韩答应，皆大欢喜。”贾诩风轻云淡。
“若不应，又当如何？”左丰脱口而出。
贾诩又云淡风轻：“然若不应。我主当兴师问罪。抄掠十万韩人，送去倭国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