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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表象看本质。
钱被抢了，粮被抢了，甚至地盘也被抢了，所以我们大家伙才合起心来闹事——这才是这张长达一米、可谓字字是血泪的诉状所掩藏的真正内容。
不论王邦才、李获阳等哗变官员如何诉苦，高淮在辽东又是如何搜刮民力，有一点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没有高淮，这些钱粮恐怕也到不了朝廷手中。
谁人得去了？
除了辽东文武，应当没有他人。
对此，良臣从不怀疑。
因为，历史很明确的告诉他，辽东军头的形成正是在万历时期，至崇祯末期达到巅峰。最后，摇身一变，“从龙入关”了。
有稳定的钱粮来源和地盘，有大量役使的军民，才是形成军头的基本条件。
高淮所为，且不论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又是否真的手段粗暴，不顾民力如强盗一般竭泽而渔。至少，在良臣看来，他在辽东干的不错，要不然万历也不会挺他十年。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高淮的说法是王邦才和李获阳抢夺他上贡给皇帝的钱粮，事泄铤而走险率众哗变。
王邦才他们的说法则是高淮在辽十年，致使百姓穷困，军民苦不堪言，他们这才不得已带甲喧哗。
谁对，谁错，良臣不评定，他也没这个资格评定。
他只是来看看的，万历没有给他任何权力，任何可以处置这桩大事的权力。
不过，站在良臣的角度，单从这份诉状来讲，高淮的税使差事干的是十分到位，也很尽力的。
不论从事哪种行业，只要有买卖，有利润，那向国家交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说错了，也是高淮干的有些过份，或者说过于贪婪了，也有点过于小家子家。
百姓种的菜也要收税，这未免太不像话。
当然，事情真假，还有待良臣进一步调查。
至于说税兵敲诈商人，这件事当然不能听凭一方所言，得辨证看。
税兵为何敲诈商人，是应收税而收不得，还是应收税毕再敲诈呢。
不搞清这个问题，谈是非对错，那就全然是表面文章，当不得真了。
要知道，万历之所以派出矿监税使，根子就在于国库收不上税。仅靠田亩税，根本支撑不了庞大帝国的运转。国库要是有钱，万历何至于担上一个与民争利爱钱皇帝的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