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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尧正色地说：“你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周先生对你忍辱负重，与敌人周旋，很是赞赏呢。你潜伏在敌人内部，做的每一件工作，组织上都记得。帮助抗卫二大取得淞沪五支队番号，暗中协助第十三师六团官兵反正，暗杀陆雨亭等大小汉奸，给新四军提供药品和棉衣棉布，掩护同志们的安排，揪出敌人打入组织内部的叛徒，哪一桩周先生都知道。他让我转告你，党感谢你，人民会记住你，国家不会忘记你。”
胡孝民谦逊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应该做的事，当不得周先生这么高的评价。”
刘尧沉吟道：“这次让你来，还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中央提出一个想法：在上海动员一万名群众和五百名党员参加新四军，你觉得此事可行吗？特工总部察觉后，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胡孝民蹙起眉头：“动员一万名群众？五百名党员？这动静会不会太大了？党的组织，会不会因此暴露？党的社会关系、秘密地下交通路线会不会被敌人发觉？”
周先生都说地下工作要谨慎，工作方式、组织形势都应从最坏的环境打算。党员要社会化，要有便于掩护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如果动员群众，党的组织就要公开或半公开，党员干部会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好不容易才有的工作局面，又会陷入僵局。
未谋胜先谋败，凡事总要作最坏的打算，动员一万名群众，或许会让整个上海的党组织，都陷入危险。
刘尧缓缓地说：“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大规模成批的号召，最容易暴露党的组织。目前苏北胜利，上海会有广大青年学生、文化人、失业工人等，要到苏北去学习与工作，如果他们以老百姓面目、以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公开的交通路线自行前去，我觉得应该赞助。但必须与秘密党的工作、党的社会关系、党的秘密组织路线严格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