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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地下交通站，上级并没有拨经费，来的同志的路费、生活费，都压在特别支部的肩膀上。两人虽都是建承中学的教师，但就算把他们的薪水全部拿出来，也是远远不够的。
孙丰为了工作，把家里能当的东西全当了，包括衣服。他现在只剩下这一身行头，再过几个月如果天气变冷，就要挨冻了。
古青奇的情况跟孙丰差不多，能当的东西当了，能预支的薪水也都支了。他知道暂时安排在旅馆里睡一晚，对特别支部来说，是很有压力的：“我已经向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说明了困难，想必他们能给予帮助。”
但不管有多困难，他们都没想过退缩。不管浙东会来多少同志，都要一个不少的转移到苏北。
孙丰说道：“上海地下党也很困难，他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实在不行，我去找人借，哪怕放下脸找学生家长借。”
上海建承中学是私立学校，能来这里上学的，至少是中产家庭。
古青奇摇了摇头：“那不好，会让人起疑心的。”
宁愿去码头当苦力，扛大包，也比找学生家长借钱强。他们的工作，不能以弄钱为目的，而是为了把同志安全转移到苏北。
所有的工作，都要以安全为前提，绝对不能出政治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