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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纷传沪、宁、川、滇各地，一时引为笑谈。
在起初，老袁对咱们蔡大将军反目还不太相信。“蔡锷早年去日本留学，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汉口亲戚处借得六元，到北京后项城（老袁字）一下子慷慨借了一千元。”自己算是蔡的恩公了，有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如此说为证。无论如何，按救急不用穷的国人观点，老袁对蔡大将军深造有恩，而蔡大将军在二次革命中是否因此投桃报李不详，但旗帜鲜明地支持自己对抗孙逸仙却是真的。这次竟然反目成仇，实在不解。
但是蔡大将军不是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之人，公是公，私是私，这点分得清楚。蔡锷“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从这一点讲，蔡锷颇有把公款不用在私益上的自觉呢。
老袁还以为蔡锷亲近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直到四天后的29号，他还是不太相信蔡锷要和他做对，云南的通电，是督理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的诡计，是诈电，是扯蔡锷的虎皮作大衣。是以他在声讨云南护国军的电文中，还把唐、任与蔡锷分开：“…蔡锷等在讨论国体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忧，当不致此。”
对确定的唐、任二人，处分就重了：“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
当然，闹出这么大的事，对老蔡也不能听之任之：“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到这时，老袁还想着和他“再相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