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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者的本意都是为了达到国内的和谐，但前者是由内而发的，可称为“文化式的”融合；而后者通过一定的外力作用，如共产主义信念等，可称为“文明式的”融合。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观点。
很有见地。因为一旦有风吹草动，外力不继时，“文明”的外力作用显然不及“文化”的内在约束力来得坚固。后世南斯拉夫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包括苏联的解体，都带有这一理念的体现。事实上，近代欧洲所形成的多国林立、战争不断的局面，也正是它的写照。
很不幸，后世中国采纳了前苏联的策略。
这一民族制度推行的后果，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强化了每个个体的族属认同。作为对“天下大同”的执着，区分出民族属性并因此让处于优势地位的汉族群来帮助边境、贫困、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政|府达到共同发展的善良本意。
但是从此之后，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清晰地确定自己属于这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在每一次确定身份的登记表上，都不得不写上自己的族别。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刺激之下，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被不断地强化。
中国长期推行的民族区域制度，事实上正系统地塑造着少数族群个体以所在的族群为核心的政治认同意识，而这正是穿越前中国社会中各族群矛盾逐渐升温的最根本的制度性根源。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重民族认同而淡化国家认同。
现在在东北的一小部分朝鲜族人、垦荒韩人就是一个影子。在中|央政权强大时，它可能表现并不突出，但当更强大的日本人煽风点火之后，那个念头就油然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