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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税也差不多，因为需要给军士们发赏赐，需要大量铜钱和绢帛。一年不过两三千缗钱、不到两万匹绢的户税，完全不敷使用。而且户税和农民们的副业经营息息相关，副业不发达，你想加征也做不到。
绥州固然有蚕桑业，但产能也就那样。倒是畜牧业还算过关，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对外销路不畅，商业没做起来，老百姓手里的钱也就不多。死命加征了一番，目前每年每户也就征收三匹二的绢、不到五百文的钱，再也很难提上去了。
也就是说，中和二年绥州共征收了九万七千多斛粟米、两万四千匹绢、四千六百多缗钱的正税（榷税主要在夏州、银州），没算军属农场的收入，且因为关中民户、军士都是外来户，他们也未被纳入计征范围，大体上就这么多吧，基本都消耗在养州兵、给各级官员开销以及州中开河事务上了，甚至还产生了点小小的亏空。
“这个千疮百孔的财政。”邵树德将文件放置一边，心道：“待回到夏州后，一定要好好梳理梳理。正规的财政制度，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啊。现在天底下怕是就没几个军头能算对账，财务上肯定一团乱麻，这就难怪军士们要作乱了。”
头枕在大封丰腴的大腿上，邵树德几乎想了一路的财税问题，直到九月下旬抵达夏州时，他还在思考如何从拓跋思恭那里收取榷税。
中和三年九月二十五，邵树德入夏州，此时距上次出征讨贼，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零九个月。战争的硝烟暂时远去，下面等待他的，是比战争还要艰难百倍的内部治理问题。
也许，这才是决定他能否荡平天下的根本因素，而不是武力或者权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