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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如果是一个领导人的想法，那该是如何的惊人，只是被灌输到了小兵的身上。”陈诚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慨。
傅作义伸手与陈诚握了握，远处的军车已经等候多时了，将有专机将陈诚送到南京，至于到了南京后，是被软禁还是束之高阁，就要看他与委员长之间谈的怎么样了。
不过，从内心最深处，傅作义是很不看好陈诚的前途，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面失败的时候，或许，不被找个借口打入囚牢就是好事了吧。
1932年12月下旬，汤恩伯与傅作义正式接管津京战区，经过短暂的整训，在更换了几个‘有问题’的师长后，汤恩伯下令对津京一带的中**队展开了进攻。
西南军依托天津、廊坊和大兴机场这三点一线，与**十几万大军展开了激烈战斗。
与此同时，西南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护送着一大批补给物资在天津登陆，同日，舰载机出击，配合大兴机场的战机，对进攻大兴防御圈的**展开了猛烈的空袭。
两支抗日军队终于不可避免地碰撞在了一起，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对错之分，西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通过全方面的一战来决出胜负，津京战场作为重点战场之一，将必然成为争夺多重要目标。所幸的是，双方都没有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破坏，更多的是在进行大规模野战。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下令张学良留下‘足够力量之防线守军’后，回师津京，给胶着的战场注入一支援军。
然而，蒋介石的电令居然被张学良亲自回绝，并与1932年1月2日，发表全国通电，宣布东北军第二次改旗易帜，脱离国民党，毅然打出了西南军黄金龙旗的旗号，并电请西南早日派员整编东北军。
在那一天，蔓延数地的宁锦防线一片欢腾，对西南早就充满了无限向往的东北军无不欢呼沸腾，要知道，东北军向国民党屈服的时间并不长，各级将领大多都还忠于张学良，对于大力支援东北军抗战的西南军好感多多，对于南京却缺乏忠诚，改旗易帜虽然非常突然，但却受到了广大东北官兵的支持。
张学良在改旗易帜的通告中这样说道：“……旨在建立平等、自由、富强、廉洁、公正之强大中国，而不是屈服于腐朽政权之统治，特改旗易帜，服从西南命令。望诸公……”
通电一出，天下震惊，在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时，西南最高领导人张蜀生亲自紧跟着通电天下，命令张学良为西南军东北抗日总指挥，任命霍卫国为东北抗日副总指挥，并表示愿意以诚相待二十万东北军，并承担起东北军之抚恤、补给等问题。
同时，西南宣布将加大对东北军之补给力度，对于张学良电请整编一事，则回以‘战时特殊，可容随后再行整编’。
这也算是给东北军上下一个交代，并没有打蛇沿棍上，急着对东北军指手画脚，反而给予了张学良全权指挥特权，只是以霍卫国辅助，协同指挥抗战事宜。
东北哗变，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击犹如是推倒了一座山后，又撞塌了另外几座山，恶劣至极的连锁反应，让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发表斥电。
在电文中，蒋委员长斥责张学良不遵中央，与西南图谋多时，逆行反叛之事必将受到严厉之惩戒云云。
东北第二次改旗易帜事件，影响极其广泛，似乎给其他的**部队树立了一面旗帜。
1933年，1月15日，在西南军大军围堵近半月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终于成了东北易帜后第二个屈从的**大鳄。阎锡山在太原宣布逮捕忠于南京的两个师长，同时接受西南军整编。
而与之对应的，西南宣布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长，同时，西南军在完成对山西军队的甄别工作，清除了一批人民公敌一般的害群之马后，将山西军队暂编在列，等候战后统一整编。
山西过后，在陈调元部彻底败走湖北后，湖南全省宣布加入西南联治政府。
1933年2月1日，福建、江西两省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同时以‘民意不可违，应顺应民心’为由，宣布加入西南联治政府。
西南也同时发布公告，对这些投诚的省份表示欢迎，并且表示在日后的政府重组时，将给予原国民党各级官员同样待遇之考核机会，只要通过严格考核，西南绝不排斥国民党官员加入新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