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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年多时间里,除了农村变化巨大外,各大中小城市也在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迅速。由于新中国采取的是浮动户籍制度,对城乡户口并没有设立门槛,人口流动较为顺利,城市的发展很快,各城市的马路上,汽车的数量每个月都在快速增加。
除了城市在发展,农村的生存状况也在改善。
免费的学校,低廉的基层卫生机构,农业免税,优良种子的广泛使用,对抗天灾的农业补贴、补偿制度的落实,服装产量的进一步扩大后向农村倾销,都让农村基本实现了吃得上饭,穿得暖衣。而部分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则纷纷走进城市和工厂,开始新的创业。
铁路方面,在京广铁路和陇海线都基本完成后,大批的铁路工人和日本俘虏开始向兰新铁路转移。宝成铁路已经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0%,1937年年底前就能实现提前通车。这样一来,中国的几大交通工程,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川藏公路都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两年进入全面发力期。
“总体来看不错,但许多小的地方,还要下大力气。比如农民工的务工问题。”坐在去宜宾的飞机上,张蜀生翻看完了关于过去两年多新中国的经济报告。
总体局势是很好的,但一些细节确实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委员长说得对,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有的还比较严重。”这次跟随张蜀生去巴蜀视察的,就有经济部的副部长陈云生,“一个是工业方面的,许多国有大型企业从西南的工厂企业订购了大量的机械,但在付钱的时候却遇到了问题。不让他们把机器拉回去吧,等着装上机器开始生产的工厂无法开工,但让他们拉回去吧,这些西南的企业又要等很久才能收到货款。政府体系内的企业和工厂,我们还好调整一些,可以通过从其他方面特批原材料来补偿。蜀生公司等几大公司就特殊一些,不在国有体系内,只能通过一次次特事特办来补偿。
至于农民工务工的问题,主要是早前一些私营业主,不重视劳工法,不把农民当人看,以为还能像以前那样,把工人当最廉价的畜生使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边在建立完善的复兴党工会制度的同时,还处理了相关的工厂主,以儆效尤。”
陈云生说的问题,张蜀生也明白。现在是大建设时期,比如机器,到处都需要,但却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就算政府准备了足够的项目资金,也不够这些工厂用。这样一来,就只能采取行政调整的手段了。至于蜀生公司,他倒是认为,在经济建设为先的情况下,特事特办也好。
“委员长,马上就要到宜宾的宗场机场了,飞机即将开始下降高度,现在需要给委员长您系好安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