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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评价这场持续十几年的新生活运动呢？
外交家顾维君的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雨香将军批评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清先生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清先生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可是大官常常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发生在离清先生远的小官身上，他还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发生在离他很近的大官身上，他还能装不知道吗？”
清夫人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政治事业，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但是这场运动的背景是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广大民众，再加上内战和日本侵华，到最后成了明日黄花。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挟持下，硬着头皮称帝，改称“大满洲帝国”，年号“康德”。
这时候，“满洲中央银行”里的钱，都被该死的大盗给烧了！但是日本人有办法解决！
只要手里有枪，就可以凭空印刷纸币！反正满洲国有数千万百姓，全都是被奴役的对象，只要他们每天工作，就能不断创造财富，而财富能用纸币来剥夺。这样假以时日，日本人能将东北的大豆和矿产源源不断的送回去。
其实真正的财富是资源，纸币只是一种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