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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金陵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
那么，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汉奸现象”的繁衍，跟价值观的沦丧和国家不统一有关。
大汉江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小汉奸的说法则是：“人总得活着，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