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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沉默片刻，旋即有些难过的说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但我是孤儿，没有亲人，更没有什么长辈、男性朋友。”
魏勇一家还挺聪明，没有固定一个人去打热线，而是一家五口，连刚上小学的小儿子也掏出了手机，轮番给电视台打电话。
一家五口，有男有女，有老有小，电话号码还不一样。
所以就给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个错觉，有好些人在关心、寻找烈士遗孀。
若不是范记者觉得不对劲，以“党老师不想被人打扰生活”为由劝住了同事，没准儿魏勇这会儿已经知道安妮的电话和住址了。
“我猜，他们可能是——”
安妮缓缓将党安妮好心扶摔倒老太太，结果却被对方讹诈，随后更是再三被敲诈的事说了出来。
“……我没有撞她，送她去医院，也只是想着，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接受了社会那么多的善意，长大了，有了能力，也当回馈社会。”
安妮仿佛压抑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经，说着说着，就带上了哭腔。
“结果，那位老太太却抓着我的手，说我是肇事者。呵呵，我那时连自行车都没有骑，怎么就成了肇事者？”
安妮越说越能感受原主的那种委屈与悲愤，“而且医院的大夫也检查过了，老太太身体没有任何损伤，可老太太就是抱着腿说疼，硬是在医院住了三天，而我也没日没夜的伺候了三天……”
安妮这边说着，电话那端的范记者则无声的听着。
其实早在安妮说“好心去扶老太太”的时候，范记者就想到了某种可能。
她是跑社会新闻的，见多了这种事，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人，她更是没少碰到。
自打她当了记者，她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现实比故事更荒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