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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附近闹那么久,居然不如宋江出名?”朱国祥问。
朱铭解释说:“因为没有真正举起反旗,也没有喊出造反口号。就是饥民结成无数团伙,见到富人就抢,偶尔杀进城里抢劫府库,遇到官兵围剿立马散去。如果官兵数量少,便蜂拥而至,把那股官兵给吃掉。”
“这种不算造反吧。”朱国祥说。
“都已经抢劫府库、杀死官兵了,还不算造反?”朱铭笑道,“估计是闹得朝廷很没面子,最后靠招抚才平定的。那些个强盗头子,只要能坚持到最后,都他娘的招安做官去了。真真是,杀人放火受招安啊!”
听儿子这么一说,朱国祥对宋朝的腐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首都附近的反贼,居然能坚持八年,朝廷还得靠招安解决。就算换成崇祯做皇帝,都不会这样扯淡!
只说史书记载的起义,徽宗朝就有一大堆。
宋徽宗登基第一年,河南府造反;第二年,河东路造反、京畿造反;第七年,苏州造反;第八年,河北西路造反、太原造反;第九年,扬州造反、江宁造反……以上,只是拉开序幕,都还没进入造反高峰期。
朱铭继续说道:“你关注的,是这里的农业技术。我打听的,却是本地的赋税情况,百姓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官府再继续加税,怕是老白员外都想造反了。”
“封建王朝加税,不是都摊在底层农民头上吗?”朱国祥问。
朱铭好笑道:“大宋加税,一视同仁。草民有草民的税,地主有地主的税,就连家里有人做官都别想跑。只不过,官员能捞油水,不在乎那几个税。”
朱国祥是想做地主的人,忍不住问:“老白员外这种大地主,都有什么苛捐杂税?”
朱铭讲述道:“你跟着茶户曾大,去看地买田的时候,我一直在向白三郎打听消息。白三郎说,洋州的和买钱标准,是每交田税420文,就要加征一匹绢。按洋州的市价,一匹绢的价格,大概在1600文到2200文之间。单是和买钱这种苛捐杂税,已经达到了田税的四五倍。”
“穷人哪承受得起?”朱国祥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