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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铭启发陈渊撰写的《格物论》，既注重理论总结，又注重实践效果，等于把程颐和王安石相结合。
所以，宋徽宗说朱铭在熬杂粥，洛学取一点，新学取一点，扔在锅里一起煮。
蔡京坐在椅子上没动，右手抬了抬。
蔡攸立即捧出别的罪证，正是朱铭在金州州学的讲学内容摘抄。
宋徽宗仔细看完，脸色终于变得不悦。
王安石注有《礼记要义》、《礼记发明》两本书，朝廷推广的是前者，蔡京故意雪藏后者。因为后者多有“妄言”，好些观点极为激进，甚至可以称得上忤逆。
宋徽宗没读过《礼记发明》，即便读过，看了朱铭的讲学内容也会生气。
因为王安石再忤逆，也不敢直接说出来，只是启发读者去想。类似戳破了窗户纸，让读者可以窥探。
朱铭则明明白白讲出来，等于一脚踹开大门。
“好个君赠无禄之臣曰献，好大的胆子！”宋徽宗是被触到逆鳞了。
他疯狂推崇道教和道家，除了自己确实喜欢之外，更是要构建自己的法统权威。
他承认朱铭讲得有道理，且《礼记》的本义，多半就是朱铭讲的那样。但是，绝对不能说出来，更不能讲给士子们听！
正因为讲得有道理，宋徽宗才确信是朱铭讲的，并非蔡京父子胡乱诬陷。
按照传统的注解，那句话给出了花石纲的合理性。即无禄之臣，有好东西也该献给君主，官员百姓进献花石纲是应该的。
而朱铭把经义解释一改，花石纲就背离了仁政，官员进献花石纲就成了残民！
蔡攸默不作声，把朱铭的几首诗词献上。
配合着讲学内容，再看朱铭的后续三首诗词，宋徽宗瞬间明白是啥意思。他钦点的探花郎，他重用提拔的臣子，居然写诗暗讽自己，把他比喻成晚年昏聩的齐桓公，甚至使用“在床尸”这种词句。
写给李师师那首词，还在暗示继续乱政，大宋有可能会亡国。
“朕是在床尸啊！”宋徽宗已经怒极。
嘉王赵楷已经看完《大学章句疏义》，此刻正在读《道用策》。他虽然天资聪慧但对洛学不了解，实在看不明白其中关窍。
干脆不读了，从皇帝手里接过讲学摘抄内容。
扫视几行文字，赵楷义愤填膺道：“臣赠君曰献，君赠臣怎能是献？此人目无君上，该当重重责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