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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范镇曾经说过：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可见这天下的士大夫们也不是不知情的。
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口吐芬芳，这大宋天子是与他们士大夫们共天下，干那些个泥腿子鸟事？
但赵构也不会只有这点手段，而且那种话也不是谁都能正大光明的说出来的。
除了对农民松绑，赵构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商人。
商人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直是一个很悲催的职业，不说曲解四民之意的儒家直接把他们钉在了社会下等人的位置上，便是官商勾结到了某种极致的明末时，商人也依旧很悲催。
他们捧着银子，拿出辛苦经营的官场门路来给自己看好的士子铺路，后者飞黄腾达了就会前途无量，可商人却还是商人。就算他们的投资对象再知恩图报，他们也只多为自己加上一层可靠的保护伞，那力量终究不是自己的。
某种意义上，对商人阶层喊打喊杀，甚至都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正确。
将一群掌握着不小的社会资料和力量的富贵中人，打入如此境地中，儒家也是牛逼。
而随着五代十国的远去，赵宋繁荣的市场经济让商人的力量大有增强。以汴梁城为例子，虽然不少行会或大商贾的背后都有靠山隐匿着，但只看这儿的富商大贾能花钱娶宗女当老婆儿媳，那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影响力也是不弱的。
汴梁城里，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一个娶了十县主，一个娶了三十多县主。毎五千贯买一个，连太皇太后听了后都觉得没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