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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就是地位再低，那也是朝廷的人，何况现在官吏一体，胥吏的地位也不低了。你明面上至少也要有五六贯才是啊？
如此，一县之官吏，赵构叫之尽数折钱，仅是俸禄月耗便不下五千贯，及至公署衙门所耗，一县之地十万贯都是往少里说的。
这个数字一被报纸给公开道出来，跟往日里宋室一县所需钱粮做个对比，可不就惹得整座汴梁城都沸反盈天了？
赵构也不着急，自己依旧窝在‘家里’审阅着试卷，想找一找里面会不会有沧海遗珠。
而‘朝堂’和市井之间却已经为税赋分成吵得不可开交。
本来那矛头都是指向赵构的新政的，但发酵了数日之后，新出的报纸上刊登来一连串数据详实的杂派费税，比如各路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各州县有“暗桩暗耗”，各仓库受纳时，又令百姓输“头子钱，等等。如此杂派汇总计算，那一县之地要耗费十万钱粮，似乎这数字也不那么巨大了。
当下便就有无数张口去咒骂地方官贪腐，可有叫骂的就有喊冤的。地方官又何尝不知道苛刻太甚有碍民生，但他们手中没钱，钱粮都被上头收取，他们可不就只能想方设法的从百姓身上捞取钱粮了？
这涉及到了一个地方经费不足，一个中央财政持续挤压造成地方财政经常不足的问题。这话题一转，就又回到中央地方税赋分成的问题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