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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底,盖着镇朔将军大印的崭新地契,开始成批成批地发放了出去。
杨国柱连上报朝廷的这一关都免了,直接以镇朔将军宣府总兵官的名义,确认了宣府军现有将士以及遣散安置将士对他们名下土地的所有权。
到了崇祯十三年一月初,宣府军在宣镇辖内跑马圈地的事情,终于被人弹劾到了朝堂之上。
但是,一封封弹章递到崇祯皇帝的手里之后,崇祯皇帝除了在宫中大发雷霆,然后下旨申斥杨国柱、刘永祚一番之外,再没有其他措施。
崇祯十三年一月,南方兵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东阁大学士杨嗣昌督率的各路大军缺粮少饷,人马开始不断逃亡。
而已经逃亡隐匿了许久的闯王李自成部,又从商洛山里出来,突然进兵豫西,正在迅速发展壮大。
在这个节骨眼上,崇祯皇帝对手握重兵又深得军心的杨国柱,也开始投鼠忌器起来了。
面对大量弹劾杨国柱跑马圈地甚至是纵兵抢掠的弹章,他没有法子,只能来一个下旨申斥了结。
就在崇祯皇帝焦头烂额心急如焚的崇祯十三年正月初三中午时分,杨振率领着从张家口出边的大批人马车队,碾过了乌欣河上已经冻到底的冰面,穿过了松山城外欢迎的人群,浩浩荡荡地回到了松山城中。
从张家口到松山城,直线距离到不远,一千多里地。
可是在明末的年代,别说没有直通的高速公路了,就连直通的道路都没有。
直线距离虽然一千多里,可是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兜兜转转绕来绕去,路程加在一起将近两千里了。
归根结底,还是杨振低估了在寒冬腊月的草原上顶风冒雪行军宿营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