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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盛京等处安置的妻儿老小，对他们许多人来说固然重要。
可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已经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永远是他们自己。
石明雄，宋国辅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心腹部下们，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的人。
要不然的话，想当年，他们也不会稀里糊涂地跟着耿仲明搞什么登州兵变，逼得登莱总兵张可大拔剑自杀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是顾忌自己的宗族亲人受牵连，他们也不会在后来又跟着孔耿二人渡海投降后金军当二鞑子了。
说到底，他们就是一群极端自私自利的人而已。
不过，杨振本人对于这一类人，并没有太大的成见。
因为一旦认识到这类人的思想行为特点以后，他就能很容易地判断出这一类人遇事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或者会做些什么。
也就是说，他们在利益纷争以及生死攸关的时候的行为，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因而也就是完全可控的。
所以，当杨振在正月初六日深夜，意外地接到石明雄和宋国辅联名的投诚书信的时候，他的反应跟被紧急召集来议事的其他人都不一样。
石明雄和宋国辅的联名书信，是仇震海领着俞海潮，亲自送到征东将军行营杨振下榻处，交到手中的。
书信没有密封，送到杨振手中的时候，仇震海跟俞海潮两个人都已经看过。
当然了，对此，杨振也并不在意。
一来，这些人都是自己可以信赖的亲信，不管信里写了什么内容，他们迟早要知道。
二来，这种事情也难以避免，因为这个时代能在军中找笔墨纸张，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已经很困难了，哪顾得上那么多别的呢。
不过，俞海潮在见到杨振，讲述了得到书信的情况之后，还是主动向杨振做了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