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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原告本人，女儿之身、小小年纪，上得公堂不但毫无惧色，反而从容坦荡，不管堂上询问什么，都能应对如流。
反观那些被一同传唤上堂的，除了孟里正、老道士，以及疤脸男子，余下的百姓多是第一次来衙门，面对海水朝日图、明镜高悬匾，以及那两排齐刷刷的水火棍，无不颤颤巍巍、胆战心惊，跪在大堂之上连头都不敢抬，还抖个不停。
潘嘉道的目光在季妧二字上稍稍停留片刻，将诉状书又看了一遍。
诉状书上，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既不繁杂失节，亦不脱空含糊，总之条分缕析，十分精确明白。
给潘嘉道的感觉是，他甚至不需多作思考，直接按流程走就可以了。
不过问题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季妧既是原告，也是被告。而她状告的季秀娥，既是被告，也是原告。
季妧状告季秀娥三大罪：
其罪一、谋杀亲弟。
其罪二、拐卖亲侄。
其罪三、串通相师毁侄女名节在先，撺掇娘家人送侄女陪葬在后，更于今日直接持刀上门行凶。
此外还有若干附加罪行，比如恶意诬陷弟妇痨病，致其不治身亡等。
若诉状书所言属实，即便不看那些附加罪行，仅凭主控的三大罪，季秀娥也罪该万死。
更何况季妧还有人证物证。
人证方面，有老道士出面指证季秀娥与白府管家密谈之事，还有大丰村的村民亲耳听到她承认以上全部罪行。
物证方面，季秀娥亲手所写的罪己书便是最大的杀器。
经过与季妧最后那段交谈，季秀娥似乎死了为自己辩驳之心，对季妧的陈述置若罔闻，连罪己书的由来也抛开不提，只反过来状告其和关山合谋杀害黄骏才。
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均有举证的责任，亦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县官判案主要依靠的便是原被告以及证人的这些证词，若被告单方面放弃辩驳，基本等同于认罪——
季秀娥明显抱着鱼死网破之心，这一点任谁都看的出来，她已经不在乎自己死不死，她只想拖着季妧一起死。
她一口咬定就是季妧夫妻俩害死了她的儿子，反反复复说了一遍又一遍。然而当潘嘉道让她举证之时，她又毫无证据可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