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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武好古只是笑道，“看来没说好话啊”
说着话，他还是提着一盒糕点和两瓶“酒中仙”，大步流星向正心堂走去，很快就到了书院中一间非常普通的课堂之外。
堂内正在授课，授课的是个彪形大汉，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儒衫，带着东坡巾，操着一口秦腔（他是山西人，不过却在关中定居了几代），应该就是侯仲良。听讲的学生很少，只有四五个人，看上去都有点年纪，不像是城南书院的学生。
这也正常，程颐、侯仲良都是大儒，不是教人考科举的……而在开封府这个商业化的城市中，人心是很浮躁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几回不中就去做买卖或是做小吏了，会来听大儒讲课的老措大是很少的。
另外，开封府的儒大多从工商之家（有些是贵族和官宦之后，但是实际上也在做买卖），《共和商约》他们还有点兴趣，《吕氏乡约》他们根本不要听的。
不过基本没有学生听，侯仲良依旧非常认真的在分析《吕氏乡约》和《共和商约》的迥异之处。
出乎武好古的预料，宋朝的儒对于“约”这种民间自治办法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武好古的《共和商约》一问世，也就常常被人拿出来评论了。
而和《共和商约》一样有名的，还有一个《吕氏乡约》，就是鼎鼎大名的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在神宗年间所制订和实施的成文乡约。
这个乡约从神宗熙宁九年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依旧在实行之中
也就是说，早在界河商市自治前二十多年，自治这回事儿在宋朝已经有了。不过一个是乡村自治，一个是城市自治，后者的影响力自然更大。而且《共和商约》相比《吕氏乡约》更加严谨，还“创造性”的实施了代议制民主《吕氏乡约》是不能用来治天下的，而《共和商约》完全可以用来治理一个小国。
可是在侯仲良眼中，武好古的《共和商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约，根本不能和《吕氏乡约》并论。
“……乡约者，乃是乡人之约，为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而所订之约。乃是与人之约，约正一人或二人，皆是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约中大事，则以聚会商议，约中赏罚，亦在乡民聚会中书其善恶。因而乡约者乃是大善之约，若颁行天下，必可复三代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