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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这场大胜的背后，是西南各省朝廷军事力量的锐减，还有土司之间的混乱、无序。
自万历以来，西南各省官兵纪律松懈，几乎不堪一战。
土兵相对来说，虽然装备不足，却较为骁勇，万历三大征时，开了大规模征召土兵参战的先河。
每逢战后，又要大规模对土司进行封赏，参战土司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吸收了不少降。
因此势力大涨，埋下了土司乱西南的隐患。
奢崇明、安邦彦，就是参与播州之役后得到万历皇帝封赏，逐步形成在四川、贵州的割据之势。
这次战后，朱由校在贵阳待了一阵子，以武力刻意打压土司，没有例行封赏。
这让一众参战土司不满，却也抑制了他们的势力增长。
可好景不长，很快就有官员报告，称此次平叛，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安南长官司沙源等效力颇多，积极平叛，击败了许多反叛土司。
两人收编了众多反叛土司的溃兵，加之平叛履立功勋，威望和军力都开始不可避免地增长。
当然，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造反的想法，毕竟奢崇明、安邦彦就死在眼前。
朝廷大军迅速解决波及数省的战事，甚至引得皇帝亲征，足以说明对黔事的重视，不亚于辽事。
勇卫营新军的战斗力，亦让他们心惊胆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