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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纷乱的年代，商再军的父亲曾是一名镇长，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让一群拿着红本本的年轻人给盯上了，被强行从办公桌后拉出去，脖子上挂着个纸壳牌子，四处弯腰检讨认罪。
商再军小时亲眼目睹，父亲被一名穿着草绿色制服，扎着粗辫子的女孩，用腰带抽得死去活来，他吓得在一旁大哭，也被不耐烦地扇了好几个耳光，一脚踢在裆部，红肿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就有人通知，他的父亲去世了，死因说法不一，追问之下，来人一会儿说自杀，一会儿说犯病，没多久就走了。
但是商再军认为，父亲是不堪折磨而死。没什么补偿，何况母亲也不敢要，后来就生活在富余村，很艰辛地把他拉扯大，家庭非常困顿，甚至去捡病死的家畜回来吃。
记得有一次，商再军拿刀将发臭的腐肉砍碎，还引来了母亲的落泪。
“他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方朝阳问道。
“十九年前。”
“差不多对上了，六二五碎尸案就发生在富余村的玉米地里，应该也是他干的。”
说这句话时，方朝阳的心头是沉重的，如果证实是商再军所为，那就真出现了冤案，公检法都要接受舆论和良知的拷问。
